早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美国诺比尔奖得主、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推出了大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作为民主党政府的偏袒者，克鲁格曼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共和党人被保守派操持而变得极端右倾，背离了多数民众的福利诉求，造成了社会重心不断偏向极少数的富豪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治愈美国病的药方便是向富人征税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

同问美国怎么了？

　　是的，克鲁格曼追求的“美国梦”令人向往。显然，他的主张在奥巴马当政期间，也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实施，医疗改革正是奥巴马在任期间致力推进的重要改革。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支出的迅速增长，美国社会正在面临高赤字带来的巨大困扰。过去十年中，美国债务与GDP之比一直维持在90%高位。这样高负债，对于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是不可持续的。

　　笔者不禁在想，如果正如克鲁格曼所言，过去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共和党人被保守派操持而显得极端右倾，那么如今奥巴马推行的高福利政策，过度开支所造成的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又何尝不带有“极端左倾”的倾向呢？如若这样，美国未来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国债上限上调问题、财政赤字能否缩减等经济问题，掺杂的政治的色彩将会更加浓烈。而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国会两党为了获得各自利益团体的支持，将财政预算作为各自利益博弈的最主要平台，将缩减开支与税收政策是看作是关系到两党是否能获得大选的政治选票。“极左”与“极右”的斗争之下，两党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财政问题从长期内无法寻得合理可行的解决之道，一再拖延之后，可以预见，未来关于债务上限争论仍会频繁发生。

美国怎么办？

　　在经历了长期的“拉锯战”之后，8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持续数月的美国债务上限和政府违约风险讨论似乎暂告一段落。这一法案内容包括：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至少2.1万亿美元，在10年内削减赤字2万亿美元以上。法案分两部分执行，第一部分先提高债务上限9000亿美元，削减赤字9170亿美元。国会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在11月底以前负责就第二部分债务上限与削减赤字额度与具体内容提出建议。如此来看，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在最后关头通过上调债务上限，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暂时解除。但在方案中，我们并未看到两党对于债务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法，法案没有就如何缩减等实质内容达成一致，两党也没有看到双方妥协与共同努力，仍是一种拖延的方式。

　　笔者认为，缓解美国债务问题，无疑只有两种选择，即减少削减赤字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但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看，最近数据着实不太乐观。早前，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美国第二季度GDP仅增长1.3%，同时将把第一季度GDP增长率由预估的1.9%大幅向下修正为0.4%。二季度消费支出增幅仅0.1%，达到为两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美国汽车销量比前一季度下降12.1%。虽然这一数据受到了日本地震引发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滞后效应、汽油价格上升等与原因的影响，无需过度悲观。但是这对于消费主导的美国社会来讲，国内消费不旺，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都显示了美国缺少经济增长动力的事实。

　　在削减赤字方面，显然一定的开源节流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源”来看，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企业所得税对财政的贡献位列三甲，直接影响到美国年度财政收入总额。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不太乐观的经济形势使得未来两年政府在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方面难以取得较大增长，财政收入出现迅速攀升的可能性不大。“节流”方面，如果美国在全球军事战略不变，军费开支很难消减。而社保与医保支出几乎占据了财政法定支出的全部份额，但由于保障制度一直是美国引以为傲之处，奥巴马上台后推出更多涉及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支出，缩减面临来自民主党方面的较大阻力。因此，财政失衡是美国社会极严重的问题，就美国来讲，需要的不仅仅是提高债务上限，而是一场认真的、引导完全复苏的方向性改变。

　　正如上文所述，如果未来美国经济增长依旧找不到增长的动力，美国财政状况没有明显改善，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而从目前形势来看，奥巴马2013年继续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仍将延续一贯对经济的干预方式，看来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提出全面削减医疗及福利开支政策实为不易。在财政政策方面，笔者看不到美国自救的其他方法。因此不排除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或者变相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弱势美元仍将持续。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处于经济下滑与通胀上升的“滞涨”阶段。

中国如何应对？

　　美国面临债务危机且并未推出解决良方、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偏向于负面。首先，最直接的影响便会体现在中国出口方面。本月1日公布的7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继续下滑，达到为50.4%。而在经济走弱的情况之下，预计7月出口同比增速或将降至15%，全年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依然维持负贡献。其次，6月CPI再创新高，同比增速达到6.4%，且通胀峰值仍未出现。由于本轮通胀具有长期性特征，抗通胀难度较大。而美元贬值，可能引发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再有，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其持续的超发和贬值，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困境。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中国3.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接近70%以上，美元贬值必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

　　然而，在全球货币体系博弈之下，中国似乎难有万全之策。正如笔者早前文章中所述，今年下半年中国的主要风险仍然来自美元外患与通胀内忧，货币政策仍需保持收紧。但在政策选择方面，需要有所微调。早前频繁的上调准备金率虽然严格的控制了今年的信贷目标，但也加大了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的运行困难。一方面，银行被迫通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资金，表外业务激增；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已经远远超过基准利率，融资也转向表外。“双表外”风险值得密切关注。建议未来紧货币选择对经济增长影响小，抗通胀效果明显的价格型工具。另外，紧货币的同时，应辅之以宽财政的政策，注重刺激消费、落实保障房建设、减少行政干预等，以化解经济增长的短期矛盾。

　　从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外汇储备“被动”积累才是应对之根本。笔者认为，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以下好处：一是符合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二是降低人民币依赖美元储备的风险；三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四是避免大量资本流入，降低央行操作的难度；五是享受铸币税收益；六是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笔者判断，在“十二五”期间，伴随着资本帐户逐步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汇率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促进人民币可兑换，也可以为今后十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