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6.30关口。值此回顾一下过去30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不由得令人感慨万千。

　　1981年至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由1.71一路贬值至5.76。1994年初的人民币官方市场与调剂市场并轨，更使得人民币汇率在一夜之间大幅贬值至8.70。

　　从1994年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步入了间歇式升值通道。1994年1月至1998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70上升至8.28，升值幅度为5%，年均升值1%。1998年1月至2005年6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在8.27-8.28的水平上盯住美元，一盯就是七年半。2005年7月21日，中国央行宣布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8上升至6.83，升值幅度为21%，年均升值7%。2008年9月至2010年5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人民币在6.82-6.83的水平上重新盯住美元，一盯又是近两年时间。2010年6月19日，中国央行宣布重启汇改。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由6.82上升至6.30，升值幅度为8%，年均升值约5%。

　　1994年1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3次升值过程，分别升值了5%、21%与8%（累积升值恰好三分之一）。这三次升值过程被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两次中断分别延续了七年半与近两年时间。

　　当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进行调节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在这一汇率制度下，尽管短期汇率有波动，但预计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将升值。笔者预计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升值3%，这意味着2012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接近6.1。

　　众所周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将会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既然如此，为什么1994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三分之一，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升值？换句话说，为什么人民币汇率应该动起来？

　　要说明人民币汇率为何应该动起来，不如换个角度来思考，当年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让人民币在较低水平上盯住美元？

　　笔者认为，人民币在较低水平上盯住美元，从国内外两种视角奠定了中国“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对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一，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视为中国国内非贸易品（即服务品）对贸易品（即制造品）的相对价格，那么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质上压低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这就会引导资源由服务业向制造业流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其二，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视为中国出口商品相对于全球市场其他商品的价格，那么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质上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更加便宜，从而推动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

　　然而，尽管“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在过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种成功并非没有代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价格扭曲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资源错配与福利损失。首先，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价格的持续低估，导致大量资源流入制造业部门，形成制造业过度发展（产能过剩）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其次，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被低估、进口商品价格被高估，这无疑会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贸易条件恶化的背后则是贫穷的中国人用本国的资源（福利）补贴富裕的外国人。

　　进一步来思考，由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通常高于服务业，当前的产业结构失衡又导致了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是制造业过度发达、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格局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从而造成一旦外需萎缩、出口增速下降，国内真实失业率就显著上升的局面。这又形成了一个新问题，即人民币升值究竟会加剧失业还是缓解失业？正确答案是，如果人民币升值能够引导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流动，那么人民币升值最终反而会增加就业。

　　二是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中，企业家在工资制定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更强，从而导致劳动者在产出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因此，在过去10多年来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背景下，出现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1]

　　简言之，从国内资源配置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将提高服务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引导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流动，这不仅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而且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工资比重。这又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动起来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型的必要条件。

　　现在让我们由国内视角转向国际视角，看看为什么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难以为继。

　　原因之一在于，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价格接受者。中国出口的增加会压低全球制成品价格，中国进口的增加会抬升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上升会显著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加剧相应的福利损失，而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原因之二在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发达国家哀鸿一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在消费与投资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需要通过刺激出口、限制进口来提振经济增长与缓解失业压力。这意味着，一方面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要求升值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将面临更为剧烈的贸易摩擦（例如反倾销、反补贴、惩罚性关税等）。尽管我们主动通过压低国内要素价格与人民币汇率来补贴发达国家，人家还不领情。用句难听的话说，发达国家是吃了便宜还卖乖，而咱们则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

　　原因之三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难以承受之重。一方面，拥有高达3.2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在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方面举步维艰，存量资产多元化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美元“人质”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另一方面，为了对冲外汇占款造成的基础货币增长，中国央行不仅要求商业银行购买低收益的央行票据，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以上的水平，还通过压低人民币基准存款利率来降低整体冲销成本、维持冲销的可持续性。在中国“三位一体”式的冲销成本分担机制背后，受损最大的是居民部门。[2] 维持低估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冲销机制，反过来又成为压低居民部门相对收入、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隐性税收体制。

　　总言之，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从内外两个视角来看都有助于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升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不需要大的转变，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不过是尽快放开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率的日均波幅（由目前的正负千分之五上升至正负百分之一甚至更高），并充分利用这一波幅。当前欧债危机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短期国际资本流出中国以及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正是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最佳时机。

注：

[1]相关理论分析可参见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06年5月。

[2]相关实证研究可参见Ming Zhang. “Chinese Stylized Sterilization: The Cost-sharing Mechanism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 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