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13日晚上，CF40•金融论坛召开了第9期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为“2008-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的因素分析：周期性为主吗？”。CF40•金融论坛顾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管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 CF40秘书长王海明，CF40•金融论坛会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陈之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郭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何平、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贾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李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伍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赵玉超、CF40研究部唐杰；CF40•青年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贾彦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马光荣、《世界经济》编辑部宋志刚、南开大学金融学系王道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王孝松、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建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立晟、中国银监会博士后工作站朱元倩参加了此次会议。

　　2008年起，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简称经常项目顺差占比）逐年下降，由2007年的10.1%降至2011年的2.8%，降幅为7.3个百分点。我们的计算表明，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累计导致1.8-3.4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贡献率为25%-47%，其他因素的贡献率累计超过了50%。近两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主要体现了国内经济的一些结构性变化，例如国内需求稳定增长、生产成本提高。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回落具有重要政策涵义，对内应加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外应积极争取金融外交主动性。

　　2008年起，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简称经常项目顺差占比）逐年下降，由2007年的10.1%降至2011年的2.8%，降幅为7.3个百分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部分境外机构和专家认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全球经济周期性下滑所致，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回升，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将反弹，进而要求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本文通过恒等式分解、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反事实分析等方法进行量化评估（详见附件），研究了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在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的2008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确实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从2008-2011年的累计情况看并不突出。

　　2008和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且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分别增长0.04%和-3.6%。在外需急剧萎缩的情况下，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数量指数2008年仅增长9%（月均值，下同），2009年下降10%。同时，服务贸易出口、收益和经常转移（职工报酬）收入也出现增速放缓和下滑。受此影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由2007年的10.1%降至2009年的4.9%，累计下降约5个百分点。根据量化评估结果，2008和2009年外部经济增速周期性下滑贡献了3.5-4.0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0%-80%。

　　但是，在2008-2011年7.3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中，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累计导致1.8-3.4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贡献率为25%-47%，其他因素的贡献率累计超过了50%。

二、近两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中，体现了国内经济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周期性因素反而表现为负贡献。

　　2010和2011年，全球经济触底缓慢复苏，发达经济体分别增长3.2%和1.6%，使得我国出口数量指数增长29%和10%，服务贸易出口、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也随之反弹。量化评估显示，2010和2011年，外部经济触底反弹因素拉升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累计1个百分点左右，在同期2个多百分点的顺差占比下降中呈现约50%的负贡献。

　　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生产成本的提高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其他因素继续推动顺差占比总体呈下行态势。

　　其中，2010和2011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6%和104%，使得近两年初级品进口数量总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进口价格上涨中也存在我国内需拉动因素。量化评估显示，近两年内需提升通过增加初级品进口，累计贡献了约1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降幅，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内生性增强将加大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等因素变化，近期我国工人工资等生产成本开始上涨，2011年我国出口价格增长10%，为近年来最高增速。

　　量化评估显示，剔除外部需求影响后，2011年上述国内因素通过抑制出口增长，导致了1个多百分点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

　　此外，近两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较快，说明国内居民消费观念有所转变，对境外旅游和留学消费增加，也起到了降低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的作用。

三、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回落具有重要政策涵义，对内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对外成为争取金融外交主动性的有力工具。

　　总的来看，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这一因素已经不能解释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的持续下降，包括国内经济结构转变等在内的其他因素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在世界经济长期缓慢复苏，各国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经济再平衡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也恐难再反弹至危机前的水平。

　　这一事实有两方面的政策涵义。对内来讲，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内需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同时更加注意投资和消费拉动的协调性，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对外来讲，鉴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具有可持续性，应在金融外交上争取更多主动，对外阐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已不受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主导，人民币汇率正趋于均衡合理水平的立场，据此反对国际社会继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我施压。

附件：量化评估的思路和方法简介

一、对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进行恒等式分解

　　一方面按主要交易项目分解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服务贸易进出口、收益和经常转移的流出入与GDP之比，另一方面按照海关进出口数量和价格指数将货物贸易出口与进口分解为数量和价格变动与GDP之比，其中，根据分析需要进一步将进口分解成初级品和工业制品，以分别考察进口中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情况。此外，经常项目顺差占比还存在汇率折算问题，也会对其变动产生一定影响，需要在上述分解前将其影响剔除。经上述恒等式分解后，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分成了11个分解项目，有利于做到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二、对各分解项目的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首先明确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将外部经济（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波动视为周期性因素，反映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经济繁荣和危机爆发后的衰退与缓慢复苏。然后将各分解项目分别与外部经济增速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出口数量、工业制品进口数量（加工贸易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初级品进口价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5个分解项目与外部经济增速联系较紧密，当然也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汇率等）。因此，根据上述5个分解项目与外部经济增速的回归模型，量化得出外部经济增速对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的影响大小。按照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的思路，将外部经济增速的影响区分为两部分，一是基准值（即经济增长趋势值或潜在水平[2] ）的影响，二是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即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因素）。此外，其他6个分解项目与外部经济增速相关系数低、回归检验不通过，可以认为主要受我国内需、国内生产成本、人民币汇率等其他因素影响。

三、将各分解项目受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的变动幅度进行加总，得出周期性因素对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的影响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探索量化分析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的影响因素时，我们选择从周期性因素入手，没有纳入更多的非周期性变量，如汇率、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变化等，主要是考虑到此类因素可能很多，容易遗漏，而且有些难以量化，如消费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同时，周期性因素仅设定为外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因为此项指标具有明确的周期性涵义，同时也直接回应了境外机构关于全球经济周期性下滑影响的论述。至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刺激政策形成的投资增长，以及贸易条件变化等因素，还不能认为完全类似于外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不具备明确的周期性涵义，也不作为周期性指标进行考察。

(作者单位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注：

[1]本文是作者在CF40•金融论坛第9期内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2]共采用三种方法衡量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准值，一是1980-2011年年度增长率的趋势线（基本包含三个主要经济周期），二是2001-2011年年度增长率的趋势线（最近的一个经济周期），三是2005-2011年年度增长率的平均值（即当前研究期），这也使得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变动的影响程度出现三个量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