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10.1%。这仍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但却比去年第二季度的12.6%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且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呈下滑之势。根据我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下半年经济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估计到第四季度时会降到9%以下，而到明年则会降到8%。

　　有人认为，8%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算低，而政府在近年来也总是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在8%或8.5%的水平，因此即便明年经济增长回落至这一水平也属意愿中的回落，不必过于担心。但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至少在近几年内，8%的增长率也许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下限，而不是一个适度的目标。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如果经济增长率回落至8%以下，那么无论企业、银行、及消费者都会明显感觉趋冷，而不是适度。

　　判断经济增长适度速度的最直接方法是参照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有多种方法，简单的实证方法（或统计方法）是利用历史趋势值。按照Hodrick-Prescott过滤器这一统计方法测算，近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即便不使用这一特殊的统计方法，仅仅是看一看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的增长率也可窥一斑。比如，我国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在过去5年是10.8%, 过去10年是9.5%，过去20年是9.8%，而过去30年则是9.9%。如果说过去5年的数据有一定偶然性，那么过去10年、20年、30年的平均增长率都如此稳定地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表明中国经济高增长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三大原因：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以及劳动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过去，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相当迅速，因此经济增长的瓶颈主要来源于资本存量（即保证每一个劳动力都有一定数量的资本配置）。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投资的高度重视，资本存量的瓶颈在过去十多年来已大大缓解。根据我们的测算，自1992年以来，中国资本存量的年实际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过去四年则在12%以上，基本可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对基础设施及产能的需求。这是为什么去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达到11.9%，但经济中的资本短缺的现象却并不明显（除了个别因价格管制所导致的短缺）。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担心，一旦经济增长率低于10%，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变得非常明显。

　　必须承认，由于统计数据有误差，经济变量也存在偶然性、随机性，以上方法所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值。假定10%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那意味着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10%，就会产生所谓的“产出负缺口”，即经济中的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就业也不够充分。

　　在中国，产能过剩不难理解，但我们对“充分就业”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考虑到我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过去12年其实每年的转移人口都超过1200万)，其中有70%的人口属于劳动力（即年龄介于15-64岁之间），而城镇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因此政府在“十一五”计划中制定的目标是每年创造900万个新增城镇就业机会，以保证新增城镇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都能找到工作，否则会产生很大的社会与政治压力。由于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速度紧密相连，高增长带来高就业，而低增长会创造较少的就业机会，因此实现上述就业增长的目标就成为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政治与社会下限。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会发现自1990年以来，只要是实际GDP增长率高于10%的年份，新增城镇就业都超过900万个；而在实际GDP增长率低于10%的年份，新增城镇就业则低于900万个。在实际GDP增长率为7.6% 的1999年，新增城镇就业机会尚不足200万个。从这个简单而粗略的比较来看，10%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门槛。如果说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的降至8%，届时就业压力估计会相当大。

　　有人说，中国应该借今明两年出口行业不景气的机会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一想法很好，但谈何容易。在过去3年里，由于经济增长连续保持在10%以上，尤其是外贸出口快速增加，我国新增的城镇就业达到平均每年1800万人。但是，这些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约1200万人），而服务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则相当有限（约600万人）。如果今明两年外贸出口行业大量裁员，那么制造业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会大大减少。在整体经济增长减弱的环境下，就业机会的减少会减缓收入增长的速度，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影响到服务业可以吸收就业的能力，因此很难想象第三产业可以在短期内大量吸收下岗工人和新增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总之，如果实际GDP增长率降至8%以下，届时就业压力将相当可观，有可能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也许会导致经济放缓的社会成本大大超过其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