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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十年的对话:吴敬琏、青木昌彦共论中日经济
时间:2015-03-27

  

  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分别是中日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曾五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青木昌彦则一直任教于国际一流大学,曾荣获“熊彼特奖”,在比较经济学以及公司治理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是较早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两人最初相识于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2005年夏天,中日的财经媒体联合举办了一场两位经济学家的对话,共论经济发展模式变迁。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依然没有走出低迷的困境,中国虽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下行的压力愈发凸显。新常态下,两位经济学家又在北京迎来了共论中日经济的机会。

  

吴敬琏与青木昌彦

  3月25日下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NRI)联合举行了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的改革与比较”。研讨会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分别就“怎样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 发表主题演讲。青木昌彦在演讲之后向吴敬琏赠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吴敬琏文集的最新日文译著。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吴敬琏 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此外,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分别就“2015年中国经济:挑战与前景” “中日经济的互补与借鉴”做了发言。本次会议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协办。

 

演讲实录

>> 主题演讲: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转型

  吴敬琏 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提要: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合乎我们理想的新常态。目前在中国,普遍认为合意的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另一个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其中的第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第二个却还有待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20年,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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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提要:“新常态”作为经济学上持续增长的供给要素的新阶段,有着如下的特征。由于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库兹涅茨效果和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效果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的阶段。要回应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在人力资本积蓄的同时,进行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实现这些,则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也会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吗?中国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吗?这些的成败都取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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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中国经济低速增长下的政策着力点

  余永定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似乎不是暂时的、波动性的。我们应接受低速增长的现实。我国经济政策着力点应该是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7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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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提高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支撑点

  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提要: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我们发现,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差距大概是40年左右。中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具备剩余劳动力、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三个有利条件,所以实现了9.9%的年均增长率。但是2011年之后,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这两个优势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复存在。劳动力匮乏,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最大原因。
  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一是所谓的创新,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从低效率的领域转向高效率的领域。随着中国金融风险的逐渐显现,中国应尽快作好应对三方面调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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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讨论: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

  

  提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即将结束,人口红利也接近于零,近期将转为负值。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必须引入专业管理。如果能通过公司治理实现真正的法治,贪污和贿赂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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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综述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各方对于经济新常态展开热议,但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来看,新常态的核心内容包括两点。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已经发生的;二是经济增长的方式要从粗放向提升质量与效益转变,而这还需要我们的努力。

  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应该是当前中国最为关注的事情,而把稳增长放首位的做法值得商榷。与会专家认为,保底线是应该也有必要的,但保底线不能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在投资者缺乏投资意愿的前提下,刺激政策容易造成流动性陷阱,资金并不会流向实体经济,反而可能会流向股市。从根本上说,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还是要依靠大力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要探索在新常态下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比起需求方面(即“三驾马车”)的要素,我们需要更为关注供给方面的要素。

  有研究表明,中国在2008-2012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为8.6%,这一增长可以被分解为几个因素:劳动人口的增长、劳动参与率(此项贡献为负值)、库兹涅茨效应(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更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的转变)、人均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

  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可避免地正在逐步消失,这也是日本和韩国所经历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未来TFP的增长就显得至关重要。一般而言,TFP是指要素的“新组合”,即代表了一种技术上的创新,但人力资本的“新组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代表了提升专业管理能力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性。

  日本在1956-1970期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值得中国借鉴。在此期间,日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将人均收入从7000美元提高到了15000美元。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和劳动力供给即将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要想复制这一过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比较彼时的日本和当下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而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的比例大大高于日本相应时期的房地产投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是改善投资的结构以降低资本产出率(即提高劳动力对资本品的使用效率)。例如,数量惊人的摩天大楼和五星级宾馆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当前的中国应该努力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容忍速度较低但更为健康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虽然已经降低,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创新的有利条件。比如,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很大,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空间也很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以及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的市场魅力也与日俱增。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通过普及高等教育,为创新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但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不充分,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

参会嘉宾

  参加研讨会的中方嘉宾有: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CF40秘书长王海明;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CF40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巫和懋;CF40理事单位代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CF40特邀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任若恩,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助理张季风;CF40特邀研究员、中银国际控股研究部主管程漫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高级顾问缪延亮及部分青年学者和青年研究员。

  参加研讨会的日方嘉宾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三菱东京UFJ银行(中国)董事长柳冈广和,瑞穗银行(中国)董事长宫口丈人,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总经理国贺久德,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高见博,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梶川光俊,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所长福本智之,日本银行国际局亚洲监管员清水季子,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岩崎俊博,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执行董事井泻正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北京事务所所长关根荣一,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IT创新事业本部本部长小粥泰树,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IT创新研究部部长井上哲也,野村综研(北京)金融系统研究部部长神宫健。

 

在征得嘉宾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将陆续发表研讨会上的精彩观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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