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存在高度一致的规律性现象，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背后有着相同的增长逻辑。

　　首先，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呈驼峰型变化。从低收入水平到人均收入8000-9000美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以及制造业产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在人均收入超过8000-9000美元后，制造业占比趋势性下降，服务业份额开始上升。

　　其次，制造业有着相似的产业升级轨迹。从出口结构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品出口都经历了类似的结构转变：先重点出口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钢铁、机械设备、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最后出口通信、计算机和医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反映出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都遵循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路线。

　　经报告分析，有两股力量驱动着上述变化：需求方面，随着收入提升，居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趋于饱和，更多收入用于服务类支出。供给方面，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技术进步更快，能用更少的劳动和资本生产出足以满足本国需要的产品。

　　与会专家也赞同上述观点，并强调消费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最核心的力量。因此，在供需两端的作用下，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逐渐下降，服务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报告认为，中国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增长快于总体投资增长、高于GDP增速的现象更多是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

　　第一，中国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变化与国际经验高度一致。中国经济在2012年之后全面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占比和制造业就业份额等指标都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的驼峰型变化轨迹。且在工业化高峰过后，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变化依然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接近，这说明中国没有更大幅度地退出制造业。

　　第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轨迹基本符合国际产业升级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结构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纺织服装、家具为代表的初级制造业，到金属冶炼与压制加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汽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再到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医药为代表的更高技术制造业，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轨迹基本符合相关国际规律。

　　第三，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投资和出口结构向更高技术密集度的行业集中。投资方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就能解释过去三年制造业投资增量的50%以上。出口方面，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汽车替代纺织服饰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占出口金额的比重接近50%。从全球份额看，我国也保持了这些商品出口的优势地位，汽车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

　　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制造业投资和产业升级面临特殊的困难，不能简单类比国际经验。其一，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缩小，学习难度增加，这是制约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部分高端制造业面临技术瓶颈，再加上成本优势减弱，产业升级面临“双向挤压”挑战。其三，部分制造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投资增长乏力。


　　报告认为，产业发展初期的产能过剩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现象背后至少有以下六方面原因：

　　一是总需求不足；二是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提出的“潮涌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比较一致地判断哪些行业有前景，于是投资“潮涌”就会一波接一波地出现。而个体在投资时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于是高度共识下的投资“潮涌”就容易造成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三是徐朝阳教授等提出的“内生产业结构变迁中自发形成的产能过剩”。产业发展初期，高效率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谨慎投资，给低效率企业留下了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导致大量企业和投资涌入新兴产业并造成产能过剩。随着行业发展成熟，优质企业增加投资将逐步挤掉低效率企业，市场逐渐出清。

　　四是“风口理论”，意思是风口行业的政策最优惠、钱最便宜、人才最集中。如果错过了风口行业的投资，企业会落后，甚至丧失竞争力。因此，很多企业家都认为，即使最后还是可能被淘汰，但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五是政策干预和扭曲，可以分为横向扭曲和纵向扭曲两个维度。横向扭曲指地方政府的补贴竞争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导致企业生产超过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过剩产能。纵向扭曲指产业政策直接导致资源过度涌入特定行业，造成这些行业产能过剩。

　　六是宏观逆周期政策力度和工具选择不当。力度合理的逆周期政策可以帮助周期敏感性行业消除产能过剩，而过度的刺激政策或选择不当的刺激政策工具，则可能给市场带来对未来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误判，进而带来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

　　与会专家认为，产业发展初期的产能过剩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现阶段更应重视需求不足和订单外移叠加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内需尚未完全恢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以“去风险”为名，降低在中国市场的采购份额，二者叠加增大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压力。


　　与会专家讨论并提出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要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既要从需求侧出发，激发制造业的投资活力；也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第二，强化金融支持制造业举措。从融资结构看，传统产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新兴产业更多依靠股权融资。因此，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强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具体而言，应推动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制造业贷款需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探索风险投资的多元化退出方式，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为制造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此外，有观点认为，在增加制造业贷款投放的同时，还应关注商业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因为在息差下行的背景下，制造业不良贷款率上升将加剧银行的风控压力。

　　第三，通过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多数与会专家赞同制造业产能过剩不等于资源浪费或资源配置失衡。应对产能过剩，不能一味限制加入行业的企业数量或产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处在发展早期的产业，关键是将产业政策转向功能型政策，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非歧视性地支持竞争前环节，例如促进研发，减少对竞争环节的补贴；对于成熟产业，要强化竞争政策，建立有效退出机制，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