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并达到相当高的比重，比如20%以上，直至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全球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和比例正在增加。2019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10亿人。到2030年将增加至14亿人，到2050年将增加至21亿人。

　　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将加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常态。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供应的丰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导致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当代地球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生育率提高的结果，是寿命延长的结果。提高人类生育率，只会提高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不会降低老龄人口占比。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和灾害，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

　　随着这一趋势日益显著，人类社会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由于特殊国情表现得尤为特殊和严峻。通过对金融实践、社会政策、文化以及老龄人口特点的长期观察，笔者结合自身在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尝试为适应老龄化趋势的社会提出创新方案。

　　本文将梳理老龄化社会的显著特点与四大难题，与其带来的三大核心养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创新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旨在为建立一个更为完善和可持续的中国养老体系提供参考。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技术进步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满足人类温饱和生命延续的物质供应不断增加、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随之不断增加，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虽然如此，在近代百年之前的历史中，由于物质供应的增加跟不上人类数量的增加，导致大量的战争与杀戮，再加上自然灾害、瘟疫流行等，因而人类的人口数量在增长，但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增长缓慢，也因此，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在10%以下一直被认为是正常的。

　　但是，近100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再加上社会治理更注重人类生存环境和公共社会福利，和过去历史不同的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是人均寿命同时大幅度延长。

　　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看，今后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在20%左右甚至更高，可能将是正常状态。人类历史上的灾害、战争，会导致阶段性人口减少与年龄和性别结构的改变，但很快会恢复正常。但是今后，即使发生灾害和战争，也只会阶段性改变老龄化的状况，当下老龄化的趋势和结构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除非人类的科技和医疗水平退化，导致人类平均寿命大幅度缩短，才会改变这种趋势和状态。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直至达到一个“老龄曲线”的极值。这个极值现在无法预测，也不能被人类主观设定，是人类社会在新技术发展、新生活方式、新社会制度下自我延续的一种新平衡稳态。


　　“老龄曲线”的新轨迹日益显现，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而现行的社会观念、经济体系和金融工具却未跟上。仿佛一列火车正试图转弯，却发现铁轨依旧笔直。如此偏离，自然会引出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1、“突然断层”的生命转折点：退休制带来的老年心理困境

　　古人把人生分为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是从生命周期或生理角度划分的，到了现代依然这样划分；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从社会生活角度将人生分为学习、工作、退休三个阶段。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是逐步过渡的，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割点，而学习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是突然的转折，分界线是很明确的。这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生活都带来很大冲击。

　　在农业社会，一个人从出生，到逐步下田耕作，到渐渐退出劳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现代退休制度下，退休的那一刻起，一个人就退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而进入一段可能没有目标、无所事事的旅程。现代社会人生阶段从“过渡性”突变为“转折性”，必然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2、退休即“被供养”：被人为断裂的价值创造分水岭

　　现代社会将人生分隔为学习、工作和退休三个阶段——这便是人为地将人生分为“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阶段，“不创造价值”当然就等于“被供养”，学习阶段由父母和家庭供养，退休阶段除了自身积蓄，就只能靠社会供养。

　　中国在殷商时代就有“七十致仕”的退休制度。不过，这只是官员的退休制度，不是全体老百姓的。更何况那时的人们，即使是官员，能活到七十岁的本来就不多，国家也供养得起。此外，那时还是贵族制社会，官员本身也是贵族成员，赡养不成问题。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退休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归宿，退休后，在社会意义上就是不创造价值的人，是需要被供养的人。

　　在农牧业社会，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并且是自己生产物品的第一消费者。一个不再下地干活的老人，哪怕在屋里稍有劳作，既是家务，也是创造社会价值。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只要没有工资收入，就纯粹是一个消费者。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将人在特定年龄推入不事生产的境地，退休制度给原本人的自然老去、逐渐减少价值创造的过程，添置了一个强制停止价值创造的开关。

　　3、老龄阶段的漫长与多样：更精细的需求分层

　　现代社会生活在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常情况下许多能活到90岁以上。如果以男女平均60岁退休计算，老年阶段便有30年左右之久。30年，在人生中是漫长的一个时期，这首先可能意味着无所事事的时期是漫长的；其次意味着不创造价值，需要社会供养的时期是漫长的。不过，在这漫长的时期内，人的身体状况、心智能力、价值诉求却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样性的。

　　根据健康状态和心智变化，可以将老年阶段细分为：健壮阶段、衰退阶段、失能阶段等。在不同的阶段，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是不同的，传统的无差别养老概念无法覆盖这些需求。因此，有必要丰富“养老”这个概念的内涵，用更精细的需求分层来更新“长寿社会”的养老策略。

　　4、伦理失基：养老伦理难以为继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家庭单位越来越小。

　　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出现了如下情况：少子化；人口流动性加大，代际之间离多聚少；代际之间思想、潮流、习惯以致生活方式等差距不断扩大。这造成可以供养和照顾老人的子女越来越少。极端情况下，一对年轻夫妻可能需要供养12位老人，即双方父母和父母的父母。

　　因为人口流动，许多子女与父母工作、生活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即使父母子女在同一个城市，但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和生活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全职照顾老人意味着失去自我。

　　中国自古有一套由祖先崇拜而来的“孝”的伦理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家的安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这其中包括了养老安排。一个人得以颐养天年，靠的是晚辈孝顺和供养。

　　可以说，这套伦理规范是尽可能将养老问题局限在家庭范围解决，最多扩大到宗族的范围，而不让其成为社会负担。这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方式是基本相适应的。

　　但这套伦理规范显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现代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打破了传统家庭组织模式，传统伦理规范也失去了经济基础。这也是让许多中年人、年轻人甚至刚退休人士内心挣扎的问题根源：一方面想尽孝，一方面无力尽孝。


　　在新特征下，四大难题相互纠结，传统的“只走身，不走心”的养老模式必然漏洞百出，无法满足。在现代社会，老年人面临的是一个延长的生命周期，“老”，既是“老当益壮”的“老”、也是“尚能饭否”的“老”、还是“不能饭否”的“老”，这多种情况可以概括为“健壮、衰退、失能”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需求——不仅需要解决“肉身”的温饱、医疗及护理，还要顾及“内心”的心理、情感甚至事业志向等需求。

　　解答这道大考题的方案，仅靠增加一个部门、出台若干政策显然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改变解题思路，由内而外，从观念-肌理-系统，构建一种更创新、更人性化、更细致、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和金融系统特点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我们的拆题和解题思路如下：

　　养老谁来养：丰富“尊老爱幼”的内涵，重塑伦理规范，将养老责任社会化、合理化。

　　养老养什么：重视老人不同阶段的细分需求，扩大其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让老年人全面发展。

　　钱从哪里来：创新金融体系，将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相融合，建设筹集资金、管理资金、运用资金相协调的养老金融体系。


　　丰富“尊老爱幼”的内涵，重塑伦理规范。

　　“孝”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规范。因为“孝”，所以“尊老爱幼”，进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样一套伦理规范所造就的社会体系，确保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

　　虽然“尊老爱幼”是从社会层面提倡的，但最终是落实到个人和家庭，无论是“尊老”还是“爱幼”，制度上并没有社会层面的安排。当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全球化经济、城市化和老龄化时代，这样的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显然已经不再适应。

　　“尊老爱幼”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永恒的伦理规范。伦理规范一般规范个人行为并进而成为社会风俗。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体现了个人对待长者的态度，但社会对个人和对他人长者的责任期待是有区别的。个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而尊敬他人的长辈则未必是强制性的。

　　由于缺乏社会养老机制，传统上出现了“养儿防老”的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将社会问题家庭化，把养老责任归之于家庭，长期以来导致了中国社会养老机制的缺失。随着社会变革，这样的家庭化伦理规范逐渐不适应，需要充实和调整。

　　现代的孝道和尊老不再仅限于家庭和家族，而应扩展到社会层面，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的参与。也即是说，“孝”的落脚点不是“老吾老”，而是“老人之老”，“孝”是社会化的“孝”，由社会规范而及于个人行为规范。

　　社会养老观念和机制的形成对现代和未来社会至关重要。适老服务应成为公共场所和机构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个人，除了传统的赡养老人方式，应鼓励参与养老公益事业，捐助养老基金和机构。社会化养老意味着每个人的晚年都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无论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将来的自己。

　　“尊老”如此，“爱幼”同样如此。少子化甚至无子化也是当今人口发展的一大困境。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减少，是比人口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体现，但人口因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这是进步与毁灭的争持。

　　人类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治理的进步，确保相当数量的婴幼儿能活到成年，使女性能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使女性与男性有了平等的地位，“相夫教子”的社会分工和伦理规范，已不相适应。例如，幼儿园教师和全职家庭主妇的职业路径、人生路径截然不同。

　　同时，生育对女性的职业生涯有重大影响，即使法律允许较长的产假，企业也不能长期保留职位，这可能会导致职业女性失去晋升机会。此外，目前教育体系过度依赖家长参与，这也使得许多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

　　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可能得从两个方面着手：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而不是简单延长产假；同时，推动教育社会化，家庭应更注重亲情和榜样。两者齐头并进，才可能真正破解生育难题。

　　养什么：需求为先

　　发现老年人细分需求，提供继续工作/创造的

　　机会，让老年人“全面发展”。

　　笔者之一（刘晓春）当年在香港工作，有一位女同事，生了三个孩子，请了两个菲佣。香港法律规定一个保姆最多只能照顾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就必须请两个保姆。她的工资基本上和两个菲佣的薪酬相当。我们说，不如自己在家照顾孩子，省了菲佣的钱，自己还不用上班。她说她还是愿意上班，这样每天下班可以尽母亲的职责，上班能接触社会和同事，心情更好。

　　可见，这不是简单的一笔经济账。除了妻子和母亲，她还希望自己是一个社会人。

　　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退休不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点。养老，不能是有形无形的“圈养”，将老年群体当作对社会无贡献的群体，与社会有形无形地隔离开来。至少失能之前的老年人，同样希望自己是社会人，而不仅仅是被赡养的非社会人。

　　因此，养老，不仅仅是筹集养老资金的问题，更是怎么养老，养什么老的问题。银发经济既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更要让不同阶段老年人获得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机会与岗位。

　　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比如旅游、娱乐等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解决老年人与社会的脱节感。也有建议让刚退休的老年人在家照顾自己更老的父母，就是传统的“尽孝”。这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当今社会已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与上述香港职员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健壮老人到养老机构每天服务4小时，和每天在家照顾失能父母是不一样的状态和意义。

　　现在，许多身体健康的老人，旁人看着，感觉他们沉迷于广场舞、小视频等，更有的在公园、街边长久默坐，认为他们的生活很不健康，期望将他们从中解脱出来。问题是，解脱出来，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找安心之处。养老，养老，养的不仅是老龄人口的身，更是老龄人口的心。

　　所谓的“银发经济”，银发一族是被作为消费端看待的。如果制度设计好，银发一族同样可以成为银发经济的供给端。

　　应该允许人们退休后再就业。适当延后退休年龄是必要的，但退休年龄也不能延迟过久。连续工作 40 年以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心俱疲。尤其是进入老龄期，与以往同样的节奏继续工作，对养老，对所做的工作，都不是最佳的。因此，退休后，经过适当的身心调节，再寻找适合老年人节奏的工作岗位是合适的。比如3小时、4小时工作制的岗位等。

　　政策上可以有如下措施：1.退休后再就业可以继续享受社会养老金，但个人和企业不用缴交社保基金；2.对招聘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政策也应鼓励社会各界举办各类公益事业、文体团体或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大量服务社会的岗位。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大量不同的公益机构、文体团体或企业，另一方面，这类机构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节奏，可能有许多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节奏相契合的岗位。

　　我们需要认识到老年人群体具有重要而尚未被充分发掘的价值，例如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支持。

　　在为老年人创造岗位的过程中，也要警惕“代沟”演化为“世代矛盾”的现象，即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价值观可能脱节，年轻人担心老年人的延迟退休，会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失业问题。近年来，日本出现“恨老族”，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日益严重。受到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以及老年人再就业增加的影响，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对老年人的不满情绪。

　　然而，东亚社会仍然注重资历、职业阶梯和经验，对于有能力和社会资源的老年人来说，提携年轻人是非常必要的，在经验和知识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年轻人在寻找社会地位和立足之地时，老年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发展需求。我们需要认真发掘老年人的“经验价值”和“提携价值”，研究如何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价值结合。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一些看似矛盾的观点。有人担心劳动力减少、赡养压力增加；有人忧虑人口红利消失、就业机会减少。最近甚至有著名人士建议提前退休年龄，为年轻人让出岗位。但这样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老龄化进程。

　　何出此言？因为就业岗位增加的根本，在于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关键是经济结构和运行模式能否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年龄结构。正如上述香港职员，两个菲佣照顾孩子，她下班后也参与其中。社会因此多了三个工作岗位和三份 GDP。如果她做全职主妇，虽然可以24小时照顾家庭，但对社会而言，就少了三个就业机会。孩子的抚养教育是否更好，没有定论，但对社会和员工本人都未必是最佳选择。

　　当越来越多家庭内部事务变成社会化服务，经济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就业岗位。老龄化和生育问题，需要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化来解决，而这又会催生更多服务需求和就业机会。其中有些岗位适合年轻人，有些则更适合不同阶段的老年人。

　　而对于“不能饭否”、身体机能衰退甚至失能的老人，养老机构是必须的。不过养老机构还是要改变“圈养”模式，而应该与幼儿园、中小学比邻而建，让老人能听见幼儿、少年的声音，看见幼儿、少年的身影，如果可能，最好让老少之间有交流的机会。这是比设施、食物、医疗等更好的养老环境。与此同时，也需要“外力”——即创新的金融体系配合。

　　钱从哪来：金融为翼

　　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相融合，建设“筹集-管理

　　-运用”资金相协调的养老金融体系，确保

　　“养老钱”的持续和安全。

　　养老金融是老龄化社会的常态化金融形态，通过对经济领域的特殊服务，在促进老龄人口身心健康的过程中达至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养老金融为老龄人口服务是全方位的，不能就老龄人口论老龄人口，就金融论金融。如何创新解决养老资金筹集的问题，是养老金融的重要内容和责任。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还面临着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服务的繁重任务。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各类养老产品生产商和养老服务提供商。特别是要大力支持那些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和机构。

　　目前，各类金融机构都在硏究为养老资金提供管理的创新服务，以确保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

　　老龄化社会，养老资金的筹集、保值增值管理固然重要，但如何确保有效、合理使用则是养老金融的终极目标。当老年人处于健壮期、衰退期，只要头脑清晰，他们是能够自主支配资金的，这个时候确实主要需要的是保值增值服务。但一些健壮期、衰退期的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帮助其有效、合理使用养老资金，比如合理、适当的身体检查和疾病防治等。

　　当老年人进入失能阶段，子女不在身边，即使住养老院，已经不能自主支配资金的使用。这时，资金的保值增值已经没有意义，而资金能够被合理、有效的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养老的最终阶段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有尊严地老去和离世。

　　因此，需要创新性地扩展养老金融的内涵，提供资金信托和养老信托一体化服务。当老年人选择进入养老院时，可与金融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将资金和养老事务管理权委托给该机构。金融机构负责挑选可靠的养老院，并监管其服务质量，确保费用的正确使用并及时支付。如养老服务出现问题，金融机构将代表老年人维权，包括与养老院协商、提起诉讼或更换服务提供者。老年人的医疗事务也将由金融机构以相同方式管理。

　　整合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带来多重益处：它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同时，作为中立第三方，加强对养老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保护委托人合法权利，确保老年人受到恭敬和妥善照顾，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这种整合不仅让老年人生活无忧，也减轻了他们子女的负担，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的养老环境。此外，当公众看到养老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更可能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等金融活动，增强养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养老信托的功能，还可以延伸至监管社会各界对养老机构的慈善捐款。比如，有人想给一家养老院捐钱，专门用来改善养老院的数字化系统。但是养老院拿到这笔钱后，很可能会挪作他用，或者能省则省，少投入一些到数字化系统上。可这样一来，数字化系统就得不到改善。这时候，就需要金融机构来帮忙监督——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委托，确保养老院在不减少原有投入的情况下，把捐助的钱全部用在数字化系统的改善上。这样捐助者的意愿就能得到满足，数字化系统也能得到切实改善。

　　解读老龄化社会的复杂图景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幅图景中，文化、伦理、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体系等等因素千丝万缕，交织无处不在。搭建一座跨越现有养老体系缺口的桥梁是一项大工程，而当下社会对于这种全新老龄社会下的养老研究尚处于探索早期。

　　在本文中，我们尝试提出的初步建议——从重塑伦理规范，到创新养老金融产品——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活跃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老年生活模式和支持体系。对于已经被充分讨论的养老资金筹集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并未展开。希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创新能力的增强，未来的养老解决方案将更为精准、个性化，并且能够更好地与老年人的生活期望和社会价值创造相融合。

　　全面优化中国的养老体系不仅是一项社会责任，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途径。期待本文能够激发更多的思考、探索和更大胆的创新，共同创造一个让老年人（以及每个人），都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有意义的明天。


作者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肖蕾，开泰远景基金（香港）投资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4年4月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