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都是重要的内需，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力图通过协同好投资消费两大内需，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处理好消费和投资关系，既是提升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前提，又是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因素，二者的关系既不是简单替代，又不是互为矛盾，也不是线性平衡，而是在积累与消耗、社会再生产和长期增长三个视角下，存在此消彼长、正向循环和动态平衡的复杂关系。

　　投资和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宏观上来说，投资率高必定源自储蓄率较高，也必然导致消费率较低。一般来说，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资本匮乏，较为注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投资率和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却较低；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资本相对充裕，极为注重生产的市场实现，投资率和储蓄率较低，而消费率却较高。

　　从具体政策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资源是有限的，也需要平衡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的支出，必定会形成消费和投资者之间的权衡。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消费和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此消彼长关系。

　　投资消费存在正向循环的关系。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生产投资和消费处于链条的首尾两端，生产投资是工具、是起点，消费是目标、是终点。投资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产品质量，从而带动就业和提供终端产品，进而为消费者收入增长和产品效用提升创造条件，以此拉动消费；而消费能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进而引导、促进投资，故而两者存在正向循环的关系。

　　投资消费存在动态平衡的关系。从稳定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投资过度会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消费过度会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优化关系，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只有在长期内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才能保持经济的最优稳态增长，因此投资和消费存在着动态平衡的关系。


　　2020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曾经指出，“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投资消费关系得到了极大优化，但是由于长期结构性问题与短期周期性因素交织，更好实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从短期看，经济增长处于复苏期，社会预期不稳定，稳增长举措侧重于投资性政策。2023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困难和挑战。2023年，我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消费持续恢复向好，投资呈现较强韧性，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82.5%和28.9%。

　　但是，由于社会预期不稳定，消费持续增长动力不足，民间投资相对孱弱，以稳增长为目的宏观政策倾向于公共投资，这对于消费投资宏观结构平衡形成短期影响。

　　从中期看，消费升级处于关键期，升级动力不充足，实际收入与有效供给跟进滞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提升供给体系水平和质量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当期，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产品升级正同时发生，服务性消费占人均消费比重达到45.2%，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消费逐步加速。

　　虽然近年来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了升级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但生产型、投资型、出口型产业规模相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教育、旅游、医疗、娱乐文化、养老等居民消费型产业仍然过大，加之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减缓，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扩大，也不利于投资消费的相互促进。

　　从长期看，发展方式处于转变期，新的模式不成熟，投资和消费新型关系尚未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2023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11.4%，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不断增强。但是，2022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上升至45.78%，明显高于2015年以来的历年水平；2023年受到消费复苏影响，居民平均消费率达到68.3%，但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国家仍然偏低，这将影响投资和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因此需要针对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矛盾，从政策平衡、结构优化和分配均衡等角度统筹好二者的短期互促关系和动态平衡关系，为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良好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统筹好投资稳定增长政策和消费持续扩大政策。2023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困难和挑战。2023年，我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消费持续恢复向好，投资呈现较强韧性，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82.5%和28.9%。但是，由于社会预期不稳定，消费持续扩大基础不牢，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如何在政策空间上平衡好投资与消费关系，直接决定了今年我国经济能否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统筹好有效供给逐步增加和消费结构稳步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提升供给体系水平和质量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产品升级正同时发生，服务性消费占人均消费比重达到45.2%，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消费逐步加速。虽然我国强化了升级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但生产型、投资型、出口型产业规模相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教育、旅游、医疗、娱乐文化、养老等居民消费型产业仍然过大，不利于投资消费的相互促进。应以着力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升级为导向，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实现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

　　统筹好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和企业利润稳健提升。2023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11.4%，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不断增强。但是，2022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上升至45.78%，明显高于2015年以来的历年水平；2023年受到消费复苏影响，居民平均消费率达到68.3%，但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国家仍然偏低。

　　居民消费相对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居民收入份额偏低，2020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为62%，低于全球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投资的动力不足，一部分原因也在于非金融企业利润的下降，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从2008年的23.6%下降为2020年的22.5%。因此，从长期看，适度提升居民收入份额和稳定非金融企业份额，是促进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趋势下，应高度重视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正向循环和动态平衡关系，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基础前提和重要动力。

　　通过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首先，挖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稳定城镇居民持续收入，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大规模开展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以旧换活动，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因素，完善住房租赁消费支持政策，有效带动制造业库存、租赁房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挖掘县域乡镇为重点的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实施各类大件商品下乡政策，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有效带动耐用消费品制造投资和城乡物流设施与服务投资。

　　再次，挖掘公共设施与服务为重点的政府消费潜力，合理确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稳步增加政府在教育、体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扩大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专项救助制度，带动城乡公共设施和服务投资。

　　通过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首先，以稳步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优化投资，加快支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实体经济投资，强化支持创新创业投资，加大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积极支持返乡下乡创业投资，全面支持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通过这些投资稳定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从而为持续扩大国内居民消费提供基础。

　　其次，以满足消费质量需求为重点强化投资，强化绿色和智能大件商品领域的制造业投资，推进城市城中村改造、老旧社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投资，扩大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物流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再次，以完善各类消费场景为重点创新投资，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进特色商圈、特色街区和农村商业体系、县城商业设施建设，培育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产业，强化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交通等跨界融合消费产业投资，积极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不断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体验和扩大消费需求。

　　切实优化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

　　首先，持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开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同时推动社会保障从“制度全覆盖”转向“人群全覆盖”，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投资消费均衡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其次，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规范政府投资管理，减少无序投资和无效投资，在政府资金投入层面平衡好稳投资与促消费关系。

　　再次，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逐步健全地方税收体系，持续推进消费税征收后移，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转型，提高各级政府民生支出比例，逐步扭转地方政府“重投资”和“轻消费”倾向。

　　此外，强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对消费支持力度的体制机制，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推进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规范发行人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提升投资效率和释放消费“财富效应”的功能，有效实现金融市场对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的促进作用。


作者曾铮系CF40青年论坛会员，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