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和收益，似应用更长远、全面的眼光来看。目前还很难说我国已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有关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措施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跨境交易的人民币结算确有市场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有多方面原因，并非行政干预使然。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全是负面影响，汇率机制改革非常重要，但若等到该项改革完成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不现实，也不必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项目将进一步开放，但不会迅速、全面取消管制，风险总体可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暴露问题，凝聚改革共识，以开放促改革；还有利于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使我国更好地融入金融全球化，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总之，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可兑换、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等都亟待推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顶层设计固然最理想，但在改革共识难以形成的情况下，只要大方向正确，不妨成熟一项推动一项，相互带动，最终金融改革和有序开放将不可逆转。

　　近期，学术界反思或质疑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增多。其中一些观点很有道理，值得深思，有些则可能存在误解。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各项政策、做法都在摸索中，对此进行细致的、深入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国内外情况较为复杂，深化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共识较难凝聚，应从更长远、广阔的视角看待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似不必太局限于眼前得失。本文第一部分对质疑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观点进行评述，第二部分讨论当前情况下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最后是简要结论。

一、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质疑：简要评述

　　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主要有以下质疑：第一，人民币贸易结算是“跛足”的，企业较多用人民币支付进口而替代了购汇，出口则很少收取人民币，导致外汇大量流入，加大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和货币调控的压力。第二，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行政手段推动，应先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行政干预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本末倒置，欲速则不达。第三，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资本项目开放，这会导致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较大冲击。

　　上述部分观点揭示的问题值得深思，对及时完善相关政策很有参考价值。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普遍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过于乐观，甚至出现自满情绪，似乎人民币很快就能成为全球三大主要货币之一。在有关讨论中，口号、愿景多于具体、深入的考察，对本币国际化的风险和配套改革的分析很不够。余永定老师指出，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主要是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国际化就很容易逆转，确实振聋发聩。当然，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有些问题和成本，批评者可能有误解；如果从更长远、广阔的视野看，结论可能会更积极些。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市场确有需求、条件较好时启动，对推动经济金融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跛足”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增加外汇储备，加大货币调控压力。

　　尽管2011年上半年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平衡状况已持续缓解，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与日元国际化进程中日元贸易结算以出口为主的情形正相反。[1] 对这一问题，应做客观、全面的分析。

　　一是进出口人民币结算不对称有多种原因，行政干预的现象并不普遍。目前企业出口较少收人民币容易理解：人民币“走出去”尚处于非常初级阶段，境外可用于进口支付的人民币存量很有限；由于各部门意见不一，我国出口人民币结算还存在限制，实行企业名单管理，与进口人民币结算已经放开有很大不同；我国出口企业谈判能力有限，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境外进口商不愿用人民币支付。

　　从我国进口结算情况看，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国内进口企业本应用美元而不愿用人民币支付，行政干预可能是人民币对外支付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据了解，央行有关部门并未层层下达工作指标，也未对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增长做出预测；部分地方政府和当地央行新成立的负责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部门对此工作热情较高，自行做出业务发展预测，存在一定攀比现象。但我国进出口经营权已经放开，地方有关部门即使试图影响企业贸易结算的币种选择，它们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

　　目前进口支付人民币较多，初步分析，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企业无需购汇，节约汇兑成本，直接使用人民币非常便利；即使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潜在损失，但企业即期支付，对此感觉不明显。调查还发现，在境内购汇价格高于境外、境外融资成本低于境内的情况下，许多内地进口企业与其购汇对外支付，不如通过关联公司，进口支付人民币，在香港借用外汇贷款或购汇，套取利差、汇差。[2] 可见，企业用人民币支付进口基本上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自主选择，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二是如果企业通过人民币支付进口套利，其它形式的套利有可能减少，储备增长的压力也会减轻。2002年以来，在本外币正利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等因素作用下，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增加人民币资产和外汇负债，减少人民币负债和外汇资产，国外资金流入我国。其中一种常见方式是通过预收货款、延期付款等商业性贸易信贷方式调入外汇并结汇，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如果企业较多地用进口支付人民币套利，贸易信贷等其它套利行为就可能减少，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对外汇储备增长的负面影响。过去几年，除2008-2009年危机时期外，我国贸易信贷余额一直持续增长。但2010年下半年推出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措施后，贸易信贷形式的外债增长放缓甚至净减少，可能不是巧合：2010年第三季度与上季度相比，新增贸易信贷与新增进出口额之比为23.4%，比上季度的水平下降10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在进出口额扩大303亿美元的情况下，贸易信贷反而绝对下降87亿美元。2011年第一季度末，贸易信贷余额略有上升，但仍未达到2010年第三季度末的水平。目前贸易信贷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关系还很难有定论，但值得深入研究。

　　三是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有利于前期人民币的流出。学者们多认同人民币有潜力也应该最终成为国际货币，但如果没有前期人民币的持续流出，何来人民币境外的流通、使用，未来人民币如何成为国际货币？很多人曾经担心由于中国贸易顺差，人民币流出将受到限制。人民币流出、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当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但应是一个必经阶段。

　　四是人民币对外流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国内流动性。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固然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加大货币调控压力，但我国进口商大量用人民币对外支付，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国内流动性，降低通胀压力。

　　（二）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否超前。

　　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是影响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重要原因之一，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提高汇率弹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关于“汇改”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否过快，似乎还可深入讨论：

　　一是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的扩大，不全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使然。其它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对外贸易投资迅速发展，企业直接使用人民币较为便利等。过于强调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不利于准确、全面地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

　　二是汇率机制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可以同步进行，相互促进。进一步深化汇改、减少中国经济失衡无疑非常重要，但现实是复杂的，人们对改革的合理顺序不易取得共识，相关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或等到人民币汇率已经完全市场化再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坐失良机。

　　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会马上消失，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市场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正常的。只要汇率未完全放开，这种预期可能就会持续一段时期。1980年代以后，尽管日元汇率几经大幅调整，但市场有关日元升值的预期持续存在。汇率升值预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本币吸引力，推动国际化进程。如在市场预期日元、西德马克持续升值时，其国际化程度得到提高。

　　四是很难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政府极力推动的战略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骤然升温，有关部门推出了若干有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大体上基于真实需求，并非太“冒进”。过去我国跨境交易几乎都使用硬通货，外汇管理、出口退税等规定只涉及外汇计价结算的情况，没有适用于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规定。如果跨境交易用人民币，按过去规定反而行不通。近期采取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举措，无非是明确部分与实体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跨境贸易、投资也可使用人民币，给市场主体以更多选择和便利，减少其汇率风险，而不是为了短期内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近年来，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的发展可说明这一点。

　　由于内地与香港的密切联系，香港市场上早已存在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交易媒介的现象，香港业界、政府对本地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千呼万唤”。然而，内地对香港人民币业务一直较为谨慎，主要着眼于将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纳入正规银行体系、便利境外人民币有序回流。在香港，人民币利率较低且受限、香港居民个人每天只能兑换2万人民币、机构不得开立人民币帐户、人民币资产匮乏等等，都说明内地担心香港人民币业务过快发展可能带来风险。近两年我国有关减少对美元依赖的紧迫感增强，允许在跨境贸易、直接投资上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但有关部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见不尽一致，许多人甚至不愿明确用“人民币国际化”一词，只是笼统地提“人民币走出去”。减少国际疑虑是考虑之一，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清晰、结果不确定也有很大关系。对目标尚难达成共识，何况制定全面、细致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五是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走得过快还值得讨论。近期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的较快增加是在很低的基数上实现的，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程度仍很低。根据一些学者对货币国际化与经济规模、金融发展等诸多指标相关性的研究，如果目前人民币已是可兑换货币，其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应达到5%左右，与目前英镑、日元的水平相当。[3]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不能简单参照国际经验，但目前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使用似未到严重脱离经济基础的地步。

　　（三）关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及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然有推动作用。但在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时，也可能在我境外一定区域、一定交易中使用。高度关注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处理得当，相关风险基本是可控的。

　　一是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对境内资本管制的冲击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部分跨境交易允许直接用人民币进行，自然就不太涉及货币汇兑环节的管理，这似乎意味着资本管制已经放开。实际上，资本管制包括对跨境交易的限制和相关汇兑限制，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从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允许用人民币结算的跨境交易都是已经取消交易限制的项目，如外贸、外商直接投资等。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只要满足真实性要求，相关交易的货币汇兑也无限制。因此，允许使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跨境交易，并不意味着资本管制已放得很开。

　　二是为促进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而放松一些可兑换限制，并不必然导致大量投机资金流入。有学者认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情况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导致投机资本加速流入，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这种风险不能完全排除，但不能笼统而论。首先，适当允许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投资，风险是可控的。目前在境外人民币投资工具还较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央行允许境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和境外参加行等三类机构，用通过货币合作、跨境贸易投资人民币业务获得的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这类投资需要事前审批，有投资规模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变暗为明”，将通过种种方式回流的境外人民币纳入正规渠道，风险基本可控。

　　其次，在境内市场推出更多人民币投资工具，有助于降低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如，适当扩大我国国债发行，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在合理机制下发行市政债，鼓励公司债发行，可为境外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民币投资工具，减少人民币回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境内市场尽快推出“国际板”，允许更多国际机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融资，可减少上述机构境内项目所需的国外资金调入。如果允许它们将在我境内所筹部分资金购汇汇出，还有利于减少外汇净流入。

　　再次，通过扩大境内资金有序对外投资渠道，可缓解外汇大量净流入压力。过去几年，有关部门采取了种种措施，防范异常资金流入和结汇。但由于相当部分资金通过已实现可兑换的项目流入，在不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情况下进一步“管流入”，空间已经很有限。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的重点在于“促流出”，如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地域和金融产品，进一步放松对外直接投资限制，逐步增加对外贷款等。这些措施有利于减少外汇大量净流入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

　　三是人民币可兑换仍较为滞后，不会很快完全放开。目前我国仍存在较多的资本管制，主要体现在交易环节，如跨境证券投资、国内主体借用外债和对外贷款等。即使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金融开放度（对外金融资产负债之和/GDP）也是偏低的，如果扣除外汇储备形式的对外投资，调整后的金融开放度更低。[4] 这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管制的结果。近年来，学界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可兑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很多呼吁，但不少人对风险估计过重，没有充分意识到较严格资本管制扭曲资源配置、加大国际收支顺差的负面影响。改革动力不足，加之资本管制的放松涉及多个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偏慢。

　　即使有关部门能够共同推动人民币可兑换，这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国际范围看，只有极少数国家迅速放开了资本项目，大部分经济体都是渐进推动。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可兑换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管制，管理部门仍可通过反洗钱、反避税天堂、金融审慎监管等手段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监控。形势逆转时，还可重新采取资本管制措施。

二、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收益

　　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要看到问题和成本，也要充分认识其对加快国内改革和发展，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以及我国更好地参与金融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倒逼国内金融改革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发展，特别是暴露一些问题，正好可以促使有关部门检视国内现有制度环境和政策，及时加以改进。一是目前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资的需求较强，这就需要不断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防止资本流动冲击。二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要求币值稳定、购买力较强，这对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防止通胀和资产泡沫提出更高要求。三是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给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以更大压力和动力。上海、香港的良性竞争可促使内地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便利金融机构根据市场原则推出更多金融业务和产品，进一步发挥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5] 四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将推动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香港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汇率对内地人民币远期汇率早有影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目前离岸市场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已大大超过我境内人民币外汇交易量，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境外人民币定价的市场化，对境内人民币汇率、利率水平及其市场化改革，都将产生较大影响。

　　对上述改革和政策调整，学界已呼吁多时，但若无较大现实压力，不易取得明显进展。从过去30多年实践看，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能够提速。一种情况是有关做法市场需求较大，民间早已有之，事实证明大有益处至少风险可控，政府下决心通过官方政策加以认定。另一种情况是经济面临较大困难，别无选择，改革共识得以形成，利益集团较难阻碍。相比之下，在经济平稳时期进行顶层设计、配套推进的改革较少。国际金融领域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外交诸多方面，观念转变不易，实际推行更为困难。

　　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市场基础，也存在难得的政治意愿，值得一试。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金融中的结构性问题将得到更充分暴露，以此为契机，可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讨论，凝聚共识，推动改革。黄海洲曾建议我国承诺人民币国际化，以此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推进器，推动甚至倒逼一系列重要的高难度改革。[6] 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一开始就作出重大承诺，只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方向正确、风险大体可控，不妨先易后难先干起来，以开放促改革，酌情及时进行配套改革和政策调整。

　　总之，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条基本的、宝贵的经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完善国内制度、推动外贸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金融开放确实复杂得多，潜在风险也大得多，绝不能放松警惕。但关键问题是，目前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金融开放要经过漫长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国内金融改革开放的共识和动力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少学者关于应该首先加快国内金融发展，实现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观点非常好，但如果不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和压力，国内金融如何改，从哪下手，谁来负责？

　　即使存在问题和压力，改革也不易推行，这更凸显长远眼光和改革决心、魄力的重要性。改革之难，各国皆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员们有任期限制，往往倾向于强调短期风险而忽视长远收益，即使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不愿积极推动。此时，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的呼吁，对增强改革的动力是很重要的。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有风险，也有收益，认真审视风险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过于强调风险和成本，忽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收益，国内金融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更难形成，甚至利益集团以此为借口，导致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停滞。

　　（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固然主要是基于内地的考虑，也与香港各界的一再呼吁有直接密切关系。放松香港人民币业务限制，有时似乎成为中央政府对香港“送大礼”、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与内地及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香港最有条件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香港金融业发展，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证“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成功，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值得关注的是，不排除受内地金融开放度提高或短期内政策不明朗等影响，香港受到大量投机资金冲击。但在“一国两制”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近期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地政策的松紧；内地与香港货币当局、金融监管部门可保持密切协作，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一旦形势过于恶劣，还可采取断然措施。这与国际上某种货币的离岸市场很少受货币发行国影响的情形有根本不同。

　　总之，有关港澳台因素在推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未得到深入的研究。[7]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等经济金融问题，可能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而不限于短期的经济考量。

　　（三）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本币影响力是一国国际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主要基石之一。类似地，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国际金融危机后，有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际金融治理的呼声增强，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尤其希望提高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但说说可以，真正想有所改变最终靠的是实力。目前，我国更广泛、深入地通过双边、多边平台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表现得更加自信。在IMF总裁遴选、特别提款权（SDR）作用扩大、危机国家救助等重大国际金融问题的讨论中，我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以我国经济金融综合实力的提高为基础，与人民币境外流通使用迅速扩大，显示了人民币的巨大潜力也是分不开的。目前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只是初步的、象征性的，但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加快改革开放、进一步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我国更深地参与金融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治理，有利于影响国际规则制订，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我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受国际规则约束。这要求我跟上国际大潮，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各项制度。这将推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三、初步结论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尝试，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目前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等措施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有利于深化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制订合理的政策。

　　笔者赞同人民币国际化应顺势而为，最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即使政府极力推动也不一定奏效。关键在于我国能否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经济金融平稳持续发展。果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就能水到渠成。

　　针对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质疑，笔者倾向于认为：第一，很难说我国已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更多是相机抉择，现阶段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减少企业汇率风险为重点。跨境交易的人民币结算确有市场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对称有多方面原因，并非行政干预使然。

　　第二，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带来一些困扰，但这种预期短期内不易消除，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全是负面影响。如果等到人民币汇率改革大功告成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不现实，也不必要。

　　第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求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跨境投机资金冲击国内经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人民币资本项下仍存在较多管制，不可能迅速、全面放开；目前进一步加强套利资金流入管理的空间并不大，应着重拓宽资金有序对外投资渠道，缓解外汇大量净流入压力。在此过程中，风险总体可控。

　　第四，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和收益，似应用更长远、全面的眼光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第一步难能可贵、殊为不易。开弓没有回头箭，出现一些问题正好可以争取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以开放促改革，仍是值得坚持的宝贵经验。

　　第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利于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祖国和平统一，使我国更好地融入金融全球化，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对这些方面，应给予更多关注。

　　总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步阶段确有风险，但也要考虑潜在的长远收益。下一阶段，应更加强调配套改革，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
                                        
注：

[1]1970年代日元逐步国际化以来，日元结算在日本出口贸易的占比一直大大超过在进口的占比，这种现象在80年代初最明显。

[2]调查发现，境内企业首先在境外设立关联公司或操作平台，当它们从关联公司进口时，向境内银行申请远期信用证等银行信用担保；境外关联公司利用应收境内的人民币债权特别是银行担保信用，在境外申请低息美元贴现，到期利用NDF（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卖出人民币归还美元贷款，获得汇率和利率的双重好处。（“跨境人民币结算破2000亿，套利冲动令银行两难”，《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1月3日）。

[3]参见Chen, Hongyi, Wensheng Peng, and Chang Shu, 2009, “The potential of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mimeo.

[4]参见王信，“对当前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测度，” 《中国金融》，2010年第10期。

[5]日元国际化的教训表明，在国内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通过离岸金融业务和隔断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做法，最终无助于本币国际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没有在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不可想象的。

[6]参见黄海洲，2009，“人民币国际化：新的改革开放推进器，”《国际经济评论》，7-8月。

[7]如有研究认为，内地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特别是在毗邻港澳的南方设立经济特区，一个重要考虑是避免内地经济与台港澳的差距拉得过大，影响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