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表示忧虑，预期2011及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4％，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从1.9进一步放缓至1.6%，欧债危机的前途未卜。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相比，当下全球经济风险有何不同？

　　一是欧债危机涉及的问题资产更庞大。2009年4月，次贷危机最严峻时所涉及的有毒资产大约是1.5万亿美元。目前“欧猪五国”所涉及的主权债务余额约为2.47万亿欧元，尽管欧债所涉及的交易对手方不像次贷那样错综复杂，但毕竟规模上比次贷大两倍有余，并且恶化趋势和违约风险积累得更快。

　　二是欧元区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行动更淡薄。目前“欧猪五国”的欧债，超过2万亿欧元是欧洲银行体系持有的，其中仅德法持有就超过万亿欧元，美国仅持有约1600亿欧元。因此欧元区以外的经济体主要扮演敦促欧元区采取果断行动的作用。德法等即便奇迹般地达成救助方案，该方案也需要成员国国会一一讨论通过，冗长周折。

　　三是全球救助欧元区的财政能力衰减。次贷危机至今，全球主要国家能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大体都采取了，这导致全球经济体财政赤字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2008年至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年度财政赤字虽然分别从9％和5％温和下降到6％和3％，但赤字余额对GDP的占比大大上升。连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要再采用大力度的财政政策，都已很不现实。

　　四是全球通胀压力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余地。次贷危机时，全球并无通胀威胁，甚至有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低利率与软汇率政策大行其道。近3年来，全球通胀在这样的廉价货币政策下，已逐渐收获了通胀的恶果。各国中央银行刺激政策的能力，其羸弱的金融机构信用扩张的能力均弱化，同时面对通胀也有更多忌惮。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深受通胀之苦，在财税政策上会更谨慎。

　　五是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承托能力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估计再有3-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产出可能超过50％。这令人忧喜参半。在一片赞誉和期待中，应该注意到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人口数量和政府治理，处于全面的下风。很难想象人口达25亿、经济总量不过8万亿的中国和印度，会存在同时成为发达国家的丝毫可能性。西方在缓缓衰落，但这不意味着在欧债等危机的冲击下，新兴国家就能发挥对危机更有韧性的承托力。

　　六是欧元区很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中迷失。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双刺激的救市措施，尽管对美国大规模举债和持续量化宽松争议如潮，但没有人会怀疑宽松的取向是否正确。欧元则不然，它必须在削减财政赤字和容忍失业率上升甚至社会动荡之间；必须在加息防通胀和减息保增长之间做出艰难权衡。欧元区最终选择了削减财政赤字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政策组合。在衰退的边缘这样调整，恰恰加速和加深了衰退。

　　七是全球的袖手旁观而非积极救市。在影响全球治理结构和各国协同行为方面，欧洲弱于美国。全球主要国家不太可能像次贷危机中那样，在美国的呼吁和压力下救市，类似WTO那样的国际机构，也很难出台类似次贷危机那样的持续跟踪和防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欧洲能影响的恐怕只有IMF，但IMF资源有限。连德国、英国都试图置身事外，全球合力又怎能浮现？

　　八是中国结构调整的政策外溢被严重低估。不仅外部世界，很可能中国政府自身都低估了中国转型对全球的冲击。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将明显放缓一半，缺乏产业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将急剧萎缩并退出市场，大量技能不足但薪酬期望过高的失业者和熟练技能岗位闲置并存。外资外贸增速大幅滑坡至个位数增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对此做好准备了吗？中国将发现，原来各项高速增长的经济数据的明显放缓，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数字游戏，而是切实痛苦。外部世界更是如此，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来自中国的需求缩减，以及同样来自中国的廉价供给的缩减。

　　当下全球经济的风险状况，和2008年相比究竟有何不同？简略的结论是：欧债危机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问题，预计未来危机会更大更持久。应对危机的政策和资源储备更匮乏，但人们对危机会更漠然和无所作为，祈望这种危机在眼前时的忽视是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