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温州借贷风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当地有这样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扭曲、资源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等等。对于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本文提供了几点建议：第一，政府救助需要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第二，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第三，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第四，地方政府需要给以授权，也就是要理顺金融监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第六，把温州作为一个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第七，真正改善宏观环境，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三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现在地方平台面临着严峻局面，一方面，2009年集中借入的中长期贷款明年将集中到期；而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价格调控，土地价格松动，土地出让金大幅度减少，这样就没有钱来还银行贷款；与此同时，银监会监管又比较紧，银行也比较谨慎，因此平台获得新借款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认为，融资平台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就是民间借贷风险。当前中国经济中这三个风险最大。

　　9月13日到9月21日，我带领部分课题组成员到杭州、广州和温州进行实地调研。几乎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温州民间借贷风险会不会成为“中国版次贷危机”的文章，这个问题引起了媒体和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十一长假期间，温总理带领周小川行长和一些政府部长专门到温州调研，这种调研之前是比较少见的，说明政府对温州借贷风险的高度重视，也可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温州民间借贷的历史和现状

　　由于独特的经济发展历史，温州一直是一个“二元金融”明显的地区，一方面是现代正规金融，另一方面是民间非正规金融，二者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很快，但是正规金融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却远远不够。据统计，温州现有中小企业30-40万家，真正能够从正规金融体系融到资的不足20%，也就是说有80%的企业要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问题，因此民间借贷比较发达。

　　关于民间借贷的规模，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长期的观测和统计，2001年时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大约为300～350亿元。根据现在的估计，目前市场规模大概是1100亿元左右，相当于全市银行贷款规模的20%。这个数字十年间增长了2.4倍。与此同时，银行贷款增长了7倍。也就是说从长期趋势来看，民间借贷的相对规模实际上呈总体下降的态势。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银根紧缩以后，温州的民间借贷处于活跃阶段。根据人行温州支行的指数监测，2010年以来五个季度账户交易额分别为208亿元，327亿元，262亿元，335亿元，396亿元，总体呈上升态势。今年一季度交易量是上年平均数的1.4倍。

　　从民间借贷的利率来看，2011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是24.4%，月息超过2分，比2010年6月上升3.4个百分点。而且不同的中介有不同的放贷利率，社会融资中介放贷利率是40%左右，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利率是20%左右，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是18%。

　　关于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情况，还可参见图1和表1。

图1：民间借贷利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中金公司研究部（转自《中金公司》行业动态）

表1：四类民间借贷利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关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当地企业，即实体经济，大约占30%；二是来自于当地居民，大约占20%；三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也都分别占到大约20%；其余10%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间接流入，其中包括公务员利用自己良好的信用，用公务员身份到银行借钱，甚至一些银行职员也做同样的事情，借了钱之后转手发放高利贷。

　　在这些来源中，值得注意的是实体企业，现在温州一些企业把实体生产部门“养起来”，维持其运转，但目的却是把它们作为“融资平台”来向银行借钱，借了钱好去炒房子；现在房子炒不动了，干脆就直接“炒钱”（放高利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平台，银行就不会给他贷款。所以，刚才讲的资金来源虽然包含各种渠道，但是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转弯抹角还是来自银行贷款。

　　关于民间借贷资金的使用用途，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一般生产经营性的，现在有380多亿元，大约占35%；二是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者集资炒房的有220亿元，大约占20%；三是由以个人为主的一般社会主体借给民间中介的大概是220亿元，也是大约占20%；四是由民间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还贷垫款等短期周转的也差不多是220亿元，大约占20%左右；五是其他的投资、投机，以及用途不明的，大约有60亿元，占5%。

民间借贷的特点与风险

　　温州民间借贷近期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放贷主体越来越多，参与人员越来越广。已经从传统的民间人士扩展到了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央企，甚至一些正规金融机构现在也都在倒腾钱，搞转贷，当然这不仅仅是温州的情况，别的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参与人员越来越广，从众效应严重。公务员、甚至银行职员从银行借钱然后转手放贷。

　　第二就是资金来源也越来越多。已经从民间自有资金、企业闲置资金，扩展到了商业银行转贷。二手资金、三手资金，资金的链条也越来越长。

　　第三个特点就是利率水平越来越高。据统计，高利贷月息3～5分，折合年息达30%～60%；短期过桥资金月息是1～1.5角。

　　最后一点是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形成了高利贷成潮的趋势，1-8月份非法集资立案同比增长30.77%。

　　针对这些新出现的特点，对民间借贷的风险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

　　首先是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高位运行，企业倒闭、企业主逃债导致资金链断裂事件不断增多，风险正在快速聚集。

　　其次，因为没有类似存款保险机制作为保障，一旦资金链断裂就将引起连锁反应，波及类似地区，据说内蒙鄂尔多斯等地区就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另外还有可能波及到正规金融机构，因为前面提到，一部分借贷资金实际上来源于正规商业银行。

　　最后，可能会引发泡沫的破裂，比如楼市资金都在往外撤，温州的资金也在撤。

　　总之，我们感觉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于1993年金融秩序混乱的状况，所不同的是，1993年主要乱在正规金融体系内部，而这次主要是乱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乱在非正规金融领域，也就是乱在监管不到的社会基层。

　　表2、表3是媒体列出的一些温州企业老板失踪名单和温州抛售房源的情况。

表2：温州 “失踪”民企老板名单

资料来源：据媒体公开资料整理（《温州逃跑老板名单一览》、《温州老板还不起债1天9人跑路逃跑老板名单曝光》等）

表3：部分温州客抛售的盘源 

资料来源：《广州楼市现温州客抛盘》（载《广州日报》，2011-10-18）

　　民间借贷风险爆发以后，温州市政府从9月26号开始也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见表4，我们不再展开论述。

表4：温州市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

资料来源：据媒体公开资料整理（《政府出手，温州出台一揽子救市措施》、《中国经济时报》“温州高利贷‘噩梦’” 等）

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原因

　　分析温州借贷风险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有需求、有供给、有传统”。首先是“有需求”。前面提到温州地区中小企业众多，资金需求因只有20%能够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而得不到满足，所以资金需求量比较庞大，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其次是“有供给”。温州地区民间资金比较充裕，包括炒房，以及前面提到的实体经济生产积累的一部分闲置资金，而资金投向又受到诸多限制，垄断行业进不去，所以资金无处可去。最后是“有传统”，温州金融二元化的特点，这是有传统的，民间金融也曾为温州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第二个原因，我们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扭曲。这一轮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我们频繁地使用数量手段，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因此社会资金日益趋紧；而另一方面，却又很少使用价格手段，实际利率为负。这样，一方面存款减少，一方面银行资金又都周转到体外去，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到民间借贷领域。

　　第三个原因，是法律法规的缺失。《放贷人条例》虽然几经修改，但至今没有出台，导致民间借贷活动无法可依。并且，通常所说的高利贷是指超过基准利率4倍以上，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一类贷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不受法律保护并不等于违法”，所以对高利贷都比较大胆，致使监管无法可依。

　　第四个原因，是金融监管的真空。现在从事民间金融的行为主体都是微观基层主体或者是企业、居民个人，一方面，由于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信息不对称和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等原因，中央政府的垂直监管部门大都鞭长莫及；而且有些监管部门其实也不愿意管这个事情，因为像典当行等这些微型主体事情都比较琐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虽然成立了金融办，但是都没有得到授权，没有金融监管的职权。所以，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或者是原来我们所说的“地方金融”，总体上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第五个原因，就是金融改革滞后。一方面，市场对金融交易的需求比较旺盛，但是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又比较严格，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到正规金融体系，经办民营银行。而正规金融市场在温州这样一些地方又很不发达，所以导致非正规金融迅速蔓延。虽然说温州地区是二元金融结构，但实际上是非正规金融在起主导作用，甚至是主体作用，使得正规金融沦落为对非正规金融的补充。

　　第六个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宏观环境的错配。从2004年以来，整个社会处于国进民退的氛围之中，各种资源大量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对民营企业采取歧视态度，各种“玻璃门”、“旋转门”比比皆是，使得民营企业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实体生产，也不愿意从事长期投资，而是追求资金的短期回报，挣快钱。以前到山西去“炒煤”，毕竟还是在做实体生产，但是山西煤炭工业一重组，就把他们赶了出去，结果温州的民间资本没有地方去，只好去炒房子，现在房子炒不动了，就直接“炒钱”，做高利贷，“高利贷黑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

如何认识及对待温州民间借贷风险

　　如何认识温州的民间借贷风险，也就是国外的媒体所说的会不会演变成为“中国版的次贷危机”。我认为要辨证地加以分析，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个方面是要看到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过去民间借贷，尤其是在温州地区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做出过贡献，这是积极方面。

　　第二个就是对风险的判断。虽然总体风险现在看来好像还可以控制，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紧张、紧缩政策的持续，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可能会逐渐加大，一旦断裂就有可能会波及到类似的地区，波及到正规的金融体系，甚至引爆各种泡沫，这些风险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个方面也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在借机炒作，目的是压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其实，现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面资金更紧张，但是这些方面说不出来，因此只好强调民间借贷风险，强调中小企业融资难，通过对此事的渲染，以此为突破口来迫使央行放松银根。所以我们应当辨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对于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提供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政府救助需要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一些人主张政府赶紧出手救助，以防危机爆发；但是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救助要特别小心，要防范道德风险。如果政府救助不当的话，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变成了政府自己的事情，所以先要划清界限。

　　第二，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适时微调并不等于全面放松银根，而是要做一个对冲。比如将存款准备金率稍微放松一点，但同时利率提高一些，这样就可以使资金尽量回到正规金融体系里来，也就会压缩民间借贷的市场空间。如果把资金的价格理顺了，民间借贷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了。

　　第三，我们认为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比如《放贷人条例》、《民间借贷条例》等应当尽快出台。我们认为一方面不要全面取缔民间借贷，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使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四，地方政府需要给以授权，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要理顺金融监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政府监管不到的一些细枝末节，或者由于信息链条太长，不适合由中央政府监管的，可以考虑适当授权给地方政府，比如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让地方政府成为其监管者，以填补监管空白。现在，各地虽然成立了金融办，但职能都不一样，到现在国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授权或者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让地方政府起到一些作用，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五，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呼吁要加快金融的对内开放，让民间资本进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来。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长很快，甚至快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又无处可投，而中小企业资金又十分紧张。因此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第六，可否把温州作为一个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据说戴相龙行长当年去温州调研的时候，温州方面曾经提出过把温州地区作为金融改革的实验区，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们调研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后来温总理去温州调研的时候，他们再次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据说当时温总理在会上是表示认可的。我们觉得温州虽然没有像上海金融中心那样的特殊地位，但是温州一直有民间借贷的传统，怎么把它规范化，至少纳入监管的视野之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尝试的，也可以进行探讨，先行先试。

　　第七，就是要真正改善宏观环境，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方面，真正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有处可去，让实体经济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让市场能够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得资金更多配置到民营企业，实现民进国退。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是民间借贷究竟应当如何规范？二是如何对待民间借贷？尤其是如何既要划清界线，同时又防止风险的扩散，政府到底怎么做比较合适？再有就是，地方政府究竟是否应当拥有金融监管事权，如果有的话，内容是什么？范围是什么？此外，如何看待贷款保险？如何防范其中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