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4日，笔者应邀参加日内瓦国际货币银行研究中心（ICMB）[1] 和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联合举办的“危机之后国际合作的未来”高级研讨会。阵雨初歇，天蓝得醉人，日内瓦湖中高达150米的喷泉直指苍穹，阳光下彩虹若隐若现。尽管会议在湖边以豪华著称的威尔逊总统酒店举行，仍让人觉得多少辜负了良辰美景。

　　过去14年，每年ICMB都邀请国际著名专家就一个重点问题撰写报告，并请各国央行、金融机构和学术界高层人士进行评议。这些报告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又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今年报告的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撰稿人为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Jeffrey Friden、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Dani Rodrik，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Michael Pettis。笔者作为8位正式评议人之一，对报告进行了15分钟的评论，并与参会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

一、关于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

　　ICMB报告回顾了全球合作的历史，分析其面临的障碍，对各国政策的外溢程度进行分类，提出各国最应进行合作的领域。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必须为其选民负责，其国际合作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舞台上新兴大国的出现、各国偏好差异的扩大，增加了国际协调合作的难度。各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是必要的，但未来10年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问题仍会很突出，因此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与会者多强调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指出其中存在的困难。一位欧央行执行委员认为，危机后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积极进行合作，但在金融稳定领域的协调合作能否那么有效就很难说；技术问题的国际合作相对容易，政治层面的合作就困难得多。刚开始可能只是讨论技术问题，但到一定程度必然涉及政治，一些问题甚至被严重政治化，WTO的谈判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各国应达成理论共识，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进行。

　　关于G20、IMF的作用，不少与会者很不看好。一位前日本副财长认为，G20存在很大问题：无国际条约做保证，缺乏法律基础，其决定对各国无约束力；范围太大；无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他甚至认为，G20在智识上（intellectual）上已经死亡。他还指出，IMF等国际机构仍是欧美主导，亚洲很难参与重要事务；IMF搞双重标准，对各国宽严不一，且其领导人的遴选不公开透明。

　　一位前韩国总统经济顾问指出，如果新的国际体系老是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却不加强中国G-2的地位，中国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协调。他认为，中美两个最重要的大国都对G20失去兴趣：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并不需要G20这样的国际平台；中国不愿G20讨论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此外，欧洲在G20上的立场并不统一。他还质疑，主要大国会利用IMF推进国际合作，以及G20是否应该专注于讨论各国长期结构性问题。

　　ICMB报告作者之一、研究国际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的大家Friden有些无奈地说，有的与会者认为报告对G20的作用抱有较高期待，实际上报告作者对G20等国际机制也不乐观，如各国将金融监管职能委托国际机构来行使，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其报告的重点并非提出促进国际合作、加强国际治理的具体政策建议，而只是试图针对在哪些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最有希望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考的框架。

　　上述欧央行执委对G20的评价更积极一些。他认为，G20探讨应对全球问题的政策框架，还是很有用的。但他承认，G20太大了，效率难以提高；一些新近崛起的国家有其偏好，增加了国际协调的复杂性。

　　一位曾参选世界银行行长的著名人士在5月3日的研讨会欢迎晚宴演讲中，谈到改善全球治理的难度。他指出，世行执董会、G20峰会、发展委员会等口口声声表示世行行长的遴选应主要基于候选人的能力而非其国籍，但美国提名的候选人甚至不愿参加竞选必经程序；在最后阶段，美国国务卿、财长给各国的世行执董打电话后，俄罗斯等国就表态支持美国的候选人。与去年IMF总裁的遴选相比，这次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团结起来，如拉美24国集团、南非等国家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但遗憾的是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无所作为，这两个大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鲜有协调一致。欧洲各国并非一边倒地支持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小国就很同情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但欧洲大国仍与美国绑在一起。他表示，迫于国际压力，美国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意孤行地提名政客或银行界大亨担任世行行长，但国际机构负责人的遴选仍难以改变政治主导的状况，国际社会从现在起就应为此积极努力。

　　关于如何改善全球治理，这位人士指出，不但要提高IMF的民主化程度，对G20也要这样做。IMF比G20更适合作为讨论、解决全球外部经济失衡问题的平台，G20中一些国家与全球失衡没有什么关系。上述日本人士认为，应该对IMF、WTO等国际组织的治理进行根本性改革，进一步增加亚洲的代表性和作用。目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自信，对国际合作和治理持怀疑态度，认为过去日本积极参与全球合作是失败的教训，如日元在“广场会议”上被逼升值，造成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如何创造性地吸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大问题。他半开玩笑说，应该让中国人担任IMF总裁，换取中国推行改革。

　　印度工商联合会一位高管指出，G20应坚持讨论各国政策，使之不脱离正轨。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G20应支持全球化，启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并达成某种成果。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中国、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式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拢在一起进行协商；最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国拉到谈判桌前。应该用新的G8或G6取代旧的G8，同时增强IMF的自主性，削弱美国财政部对IMF的控制力。对此，上述韩国人士表示怀疑，他认为IMF毕竟由成员国拥有，难言独立。

二、关于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及应对

　　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受关注度似乎超过国际合作、国际治理的会议主题，与会者几乎到了言必称中国的地步。主持下午专题讨论的一位德央行执委在介绍笔者时，特意指出是来自中国的唯一参会者。其实来自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与会者也都分别只有一位，大概他觉得，面对那么多评论、批评，笔者有些势孤力单吧。

　　ICMB报告认为，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仍是国际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各国为此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成为目前及下一阶段国际合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发展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和劳动力成本，大力扶持出口部门，促投资而抑消费，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净出口和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近期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确实明显下降，但主要是由于外需不振影响出口，以及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中国的发展模式调整过于缓慢，经常项目顺差还可能反弹。报告作者之一Rodrik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无法直接对外贸部门进行补贴，转而通过人民币汇率政策保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发展外贸部门，将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刺激了经济增长，何乐而不为。美国强调中长期内，中国的结构调整符合其自身利益，但对中国并没有太多说服力。

　　加拿大央行一位副行长指出，根据其测算，如果国际经济不平衡迟迟得不到调整，中国将是最大输家；如果各国的调整三心二意，比不调整的情形更糟。瑞士央行一位副行长也认为，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不能太乐观，关键这是如何调整的。

　　一些与会者对全球失衡的成因和影响、中国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所负的责任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上述前日本副财长认为，学术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达成共识，他倾向于认为，危机的主因并非全球失衡，而是英美等国金融监管存在重大缺陷；如果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足够高，所谓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不应成为一个大问题。他还指出，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经济体不同，贫富分化严重，抑制了消费增长，并非只是利率、汇率政策的问题。

　　上述前韩国总统经济顾问指出，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小的经济体积累经常项目顺差是迫不得已，与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直接相关。这些经济体在国际秩序中没有发言权，只好相互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进行自我保护，应对危机时资本大量外逃的风险。他还认为，ICMB报告认为亚洲国家在高增长时期，都对出口部门进行补贴，不一定是准确的概括；关于中国的储蓄多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应做进一步研究。一位前法国财长指出，并非只有中国实行低利率政策，美国的利率也长期太低了。

　　爱尔兰央行一位副行长对不少西方学者老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有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说法是太天真了。上述世行行长参选人私下对笔者说，目前人民币汇率已不是重要问题了；前几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大，主要可能不是中国国内问题，而是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外需过于强劲所致。他认为，中国应公布单位劳动成本数据，从中应可看出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尽管中国整体工资水平提高有限，但沿海农民工用工成本大幅上升，对中国出口有较大影响。伦敦商学院一位教授指出，学术界对人民币汇率低估20-30%、应主要通过汇率变动来调整全球外部失衡的说法并未形成共识；美国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赢得了货币战争，巴西等国除了抱怨外无计可施；金融危机对各国决策者尤其是中国决策者是一个警醒，如果不调整，自身利益就会受损。上述韩国人士指出，是否汇率失调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国是不是罪魁祸首，需要更多的证据；谈到汇率操纵，应有严格定义。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经济部一位副主任指出，不单是中国，不少国家也不愿让本币升值；当前国际市场低利率、流动性泛滥值得关注，除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外，还应深入考虑其它宏观问题。

　　笔者在会上指出，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讨论中，继续强调中美失衡是最大问题的理由越来越弱。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已大大下降，并不仅仅是由于外需减弱；中国的结构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人口老龄化也会推动工资增长和消费扩大，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占比减少。笔者还认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中美各方面联系紧密，中国对美出口并提供融资的格局是可持续的。

　　笔者还特别指出，欧元区内部存在结构性经常项目失衡，金融危机后逆差国主要靠顺差国的官方资金和国际救助来弥补。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间的贸易、金融联系逐渐减弱，德国等顺差国是否愿意持续通过欧元区支付清算系统TARGET2等渠道，向逆差国提供融资是有疑问的。这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未来，以及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都有潜在的重大影响。

　　日内瓦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也提到欧元区内部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他认为，由于德国等富国出现经常项目顺差，与较穷的中国出现顺差的情形不同，因此欧元区内失衡的调整可能相对容易，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

　　茶歇时，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与上述德央行执委、法央行一位副行长进行了交流。德央行执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欧元区逆差国不能认真地推进结构改革，德国继续对其大量提供融资的可能性很小。法央行副行长称，她并不认为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在减弱，主要问题在于各国改革的步伐不同；为了减少欧元区内失衡，作为主要顺差国的德国必须忍受相对较高的通胀率，而较大逆差国的工资、物价需要下调，才能重拾出口竞争力。她承认，由于历史原因，很难说服德国人接受较高的通胀率；如果欧元区内成员国物价差异扩大，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面临更大挑战。她还认为，TARGET2项下的债权债务余额，并非反映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合理指标；在TARGET2的实质及影响问题上，德国公众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三、关于近期欧元区形势和政策措施

　　尽管欧债危机及其应对并非研讨会的主题，但在法国、希腊大选即将揭晓，西班牙财政、银行业问题备受关注，欧元区财政紧缩与促进经济增长之争日益升温之际，会议组织者特意邀请上述欧央行执委在5月4日的午宴上进行演讲。

　　欧央行执委说，去年底欧元区风雨飘摇，似乎大厦将倾。由于各国的努力和欧央行进行两次三年期再融资操作（LTRO），欧元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系统性金融风险得以避免。LTRO广受欢迎，许多德国银行也申请该融资，流动性的注入对稳定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坐笔者旁边的德央行执委忍不住小声说，欧央行执委的话不对，那些德国银行都很小，而且融资申请量加总很有限。

　　欧央行执委还指出，欧盟25国签订的新财政条约约束力强，优于过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意大利总理蒙蒂较早提出要重视欧元区的增长问题，目前相关讨论变得越来越时髦。市场的关注点是西班牙，其主要问题是银行的不良资产，但还没到引发系统性危机的程度。两次LTRO之后，银行业贷款并未显著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有限。他表示，市场担忧欧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各成员央行要求的融资抵押品质量下降以及欧央行提供大量流动性可能导致受困国道德风险等问题，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欧央行的证券市场计划注入的流动性都已完全对冲，将来必要时欧央行还可通过提高利率、发行大额存单等方式回收流动性。他指出，由于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监管机构负责银行监管，两者需要加强协调。

　　关于下一阶段的政策，欧央行执委认为，德国由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80%，不太可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而受困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巩固。只要这些国家政策得当、有好的抵押品，欧央行必要时还会继续提供流动性支持。他开玩笑说，欧央行的目标是在中期内，将欧元区通胀率维持在接近但低于2%的水平；考虑到当前经济低迷，如果说过去特里谢的通胀目标是1.96%，他认为目前的理想目标应是2.04%。展望未来，应推进欧洲金融一体化，最终形成单一的债券市场，发行欧元共同债券，但这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其它与会者对欧洲形势和政策应对也发表看法。茶歇时，德、法等国央行高管们谈及前一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债发行的情况，对债券得到超额认购表示满意，但对西班牙、意大利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不无担忧。上述爱尔兰央行副行长说，一味要求受困国紧缩是没有出路的；前一阵人们都认为爱尔兰的全民公投将批准新财政条约，但现在风向变了，情况还很难说。一位德国财政部经济研究部主管指出，欧洲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缓慢，他不相信“防火墙”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建立清晰的机制，处理金融机构流动性和资不抵债问题；德国有责任为调整欧元区内的失衡作出贡献，但逆差国需要提高竞争力，尽快赶上来。

四、几点印象

　　一是欧美学界、金融界主流对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问题存在思维定势，其它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有关国际经济不平衡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期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但本次会议仍纠缠此问题，新意不多。会议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协调，但对头号强国美国应发挥的作用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等，几乎未提及；欧债危机对欧洲乃至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以及全球治理的影响，也未得到深入讨论。

　　二是在中国问题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及较小的发达国家与欧美发达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存在较大差异。亚洲、发展中国家等国与中国面临问题相似，其与会者相对容易做到客观，捍卫西方正统的动力不是很强。当然，学者与官方的立场、私下与正式场合的表态可能有较大差异，但至少存在我与这些国家加强对话、协调立场的空间。

　　三是加强中国金融界与欧洲金融界的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大有可为。会场内外，与会者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及潜在风险高度关注，与我加强交流的兴趣浓厚。加强中国与欧洲金融界、学术界的交流有利于释疑解惑、争取朋友，中国有关部门与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可以某种方式，组成小而精的团队，走访欧洲各央行研究部门和ICMB、CEPR等侧重经济金融政策研究的独立研究机构。这对加强中欧的政策对话，拓展我金融机构对欧业务合作，都是大有益处。

注：

[1]ICMB与欧洲金融界关系密切，其赞助单位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士的央行，以及巴克莱、汇丰、UBS、BNP巴黎巴等商业金融机构。目前ICMB主任为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 Wyplosz教授，管理委员会主席为瑞士央行行长Thomas Jordan，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为意大利央行行长Ignazio Visco；德央行执委Dombret、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顾问Stephen Cecchetti等均为管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