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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顶级外资机构掌门人同台,建言中国金融开放下一步
时间:2020-11-05
  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

  建议减少跨境资本流动限制,进一步接轨国际监管标准

  John WALDRON表示,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举措将提升外资交易量,提高活跃于在岸资本市场的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和多样性。“在股票市场上,我们估计,自两年多前中国A股增发以来,大约有10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未来还会有4000亿美元,我们相信这将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更加强大、更具弹性。”

  不过,在他看来,金融开放仍然有一些现实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特别是在某些执照的申请方面。他提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深度和实力的三项建议。

  首先,他建议减少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相关限制,促进更多投资进入中国。允许私人投资者更灵活、更有预见性地将资金调入、调出中国,有助于双向跨境资本流动。

  John WALDRON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联合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拟在本外币基本匹配的原则下,取消单币种投资的汇出比例限制,同时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人办理即期结售汇的限制,这显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第二,允许外资机构在中国的债券连接计划中担任做市商。目前,中国国内债券只有2.3%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政府债券约60%由国内商业银行持有。这项改革将使投资者更加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价格透明度。

  第三,国内监管标准需要进一步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这将增加中国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他还强调,“对于外资机构而言,政策一致性和政策执行力是确保金融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符合预期的关键。

  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

  各国监管框架之间缺乏兼容性,是金融互联互通的关键障碍

  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表示,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新现实使得中国的金融开放比过去更加重要。“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客户的谈话表明,他们充分利用中国机遇的愿望一如既往的强烈。”

  “然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市场份额和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份额都还比较低,希望看到更多政策支持外资机构参与中国经济金融建设。”Noel QUINN还提出,实现“中国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需要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确保外资银行提供中国所需的产品以实现承诺,并鼓励外国投资者提供所需资金。

  Noel QUINN尤其强调,不同监管框架之间缺乏兼容性,是阻碍金融互联互通的关键因素之一。各国不同的监管要求推升了市场参与者的成本,阻碍了新的市场力量进入那些有独特要求的市场。国际监管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对话,以统一全球合规框架。“我强烈建议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参与这种对话。”Noel QUINN说。

  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Bill WINTERS:

  外资机构在华发展受限于子公司相对规模,或需综合考虑母公司实力

  在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Bill WINTERS看来,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表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接轨国际监管的努力,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他提出,在考虑外资机构中国子公司资质的时候,也需考虑其母公司的能力、规模、基础设施,而不能单纯关注子公司的发展建设。他称,这里可能存在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但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机遇有时确实会受到相对规模的限制。

  Bill WINTERS还表示,上海和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外资机构很高兴看到中国香港在当前国际金融形势下所展现的韧性,同时非常希望看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够持续发展。

  他认为,诸如股票连接和债券连接项目等结构性连接机制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提升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的机会,同时也提升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机遇。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首席执行官Jacques RIPOLL:

  成功的金融开放不能只看开放程度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首席执行官Jacques RIPOLL首先表示,金融体系的开放至少对应着三个不同的目标,这三个目标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

  首先,金融开放必须在合适的时刻把资金引导到合适的项目上,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而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第二,需要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安全,坚如磐石;第三,金融开放必须是值得信赖的,要保证市场的诚信、控制资金的来源等。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更多还要看它的平衡性。金融市场要在帮助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安全性和可信赖性之间的平衡。”Jacques RIPOLL强调。

  他建议,中国的金融开放需要在营造公平市场、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下工夫。

  比如,外资机构要通过当地的子公司来经营,因此,其发展受限于当地子公司的股权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在当地的贷款不能超过当地股权的15%,我们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不能超过当地股权的25%。因此,尽管我们的集团资产负债表规模很大,但我们不能参与在岸的大额承销或项目融资交易,也不能轻易支持大额外汇客户。”结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现实问题,Jacques RIPOLL表示。

  “如果放宽这种限制,比如考虑到母公司的发展规模及其所能提供的力量支持,中国金融开放会不会增大风险?我觉得不会。”他解释称,因为大多数外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充足的资本,而本土子公司总是能够得到母公司的支持。

  “疫情暴发后,中国所有银行都保持着对客户的资金支持,尤其是中小企业,尽最大努力帮助纾困和复苏。事实上,外资银行也可以参与其中,而这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流动性比例方面的限制。”Jacques RIPOLL说。


本文基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云会场II“中国金融开放:政策力度和市场预期”与会嘉宾演讲内容写作而成,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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