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当前中国面临两个人口的“新常态”。第一个新常态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峰以来呈现出的下降趋势。第二个新常态是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达峰。同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也已经上升至14%，而14%也是老龄化社会的界定标准。

　　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指出，从中国1993年至今和未来30年的人口金字塔变动趋势看，中国正在或即将经历从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迁。这一趋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比较常见，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第一，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状况相对更显著。近30年来，中国男女比例始终更多向男性倾斜，当前中国男性人口数量明显高于女性，在非老龄人口中这一特征更加明显，而其他经济体的男女比例则相对均衡。

　　第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发达经济体的老龄人口相对年轻人口的增加呈现出一个渐进的趋势，现阶段各年龄段人口数量相近，人口金字塔呈桶状分布。而中国人口金字塔的缩减型特征更明显，老龄人口已经开始明显超过年轻人口，预计未来缺口将持续扩大。


　　有西方经济学家和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国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诸多特征与15-20年前的日本存在类似之处，日本当年的经验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启示意义。

　　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以日本经验为例，论证了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首先指出，低生育率而非快速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驱动。日本当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由于出生率比较低，造成了总人口的下降。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也比较显著。日本当年的GDP增速在七国集团中处于最低水平，但是工作年龄人口对应的人均GDP增长远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

　　他进一步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

　　首先，人口因素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日本当前的资产价格泡沫对应了人口红利的结束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居民房屋需求的下降对商用房价格造成影响，并对经济造成负担。

　　其次，不同的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导致通胀，但人口下降的机制恰恰相反。人们对未来人口下降的预期降低了当期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现阶段的人口决定了当期供给，需求短缺对物价造成下行压力。白川方明认为，这一机制在日本仍然存在，未来也将出现在中国。

　　再次，人口迁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劳动力从农村迁往城市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如果在户籍制度上有所放宽，帮助农民工及其家庭更好地在城市落户，将对生产率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相反，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结束了城市移民的红利。需求变化也对通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人口因素通过社会契约对增长的影响。在老龄化社会，人口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抑制了生产率增长。

　　从政府投资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的老龄人超过了年轻人，政府会优先考虑转移支付而非公共投资，因为后者的运行期太长。这将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足，降低潜在增长率。在人口减少的社会，跨区域的资源配置也变得困难。维持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过高，也将降低生产率的增长。


　　蔡昉指出，两个人口“新常态”将带来中国经济新的“新常态”：

　　一方面，供给端冲击仍将延续。劳动年龄人口相较过去下降更快，劳动力短缺导致供给端承压。此外，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有限等人口相关因素也将从供给端对潜在增长率造成约束。

　　另一方面，需求端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尤其体现在居民消费方面。中国经济在三年前已经实现了居民消费驱动的特征，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投资和出口。2018年，中国的GDP增速为6.6%，其中居民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3个百分点。但从目前来看，消费驱动仍有待恢复。

　　蔡昉认为，当前我国存在三方面的人口因素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一是疫情“疤痕效应”。居民家庭收入较过去明显放缓，成为当前经济复苏最直接的约束条件。

　　二是收入和分配效应。就业扩张的放缓将导致收入增长较过去更慢，进而导致经济增速也趋于放缓。此外，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基尼系数高达0.466。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更低，而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更高，收入不平等抑制了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的充分释放。

　　三是老龄化条件下的“现收现付悖论”。在当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不仅老年群体出于对未来的担忧降低其消费倾向，劳动年龄人口也将面临三方面的约束。

　　其一，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贡献者，相应的支出会挤出一部分消费。

　　其二，当前的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仍然有限，劳动年龄人口仍需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

　　其三，考虑到抚养比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无法指望未来的年轻人能够支持他们的养老需求，因此会产生预防性储蓄的动机。

　　古德哈特指出，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或将导致养老模式的调整，引发居民储蓄率的上升。从目前中国的养老模式来看，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从中国的抚养比趋势看，当前平均5名年轻人抚养1名老人；未来20-30年，预计平均1.5位年轻人就要赡养1名老人。

　　老年抚养比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这也意味着以居家为主的养老模式将不再适用未来的人口结构。一个可能的影响是，居民储蓄率将不断攀升。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无法依赖家庭进行养老，需要积累大量储蓄为日后的养老提供保障。


　　白川方明表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健增长转型，在应对实际挑战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优势，那就是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针对人口变化及其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思路。

　　首先，不能混淆由人口造成的经济疲软与周期性的经济疲软。过去20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低增长率是由通缩造成的，对应的是宽松政策的药方。但相关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造成的经济疲软，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和潜在增长率。因此，中国需要避免将人口等因素造成的经济疲软与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相混淆。

　　其次，针对人口问题可能引发的经济影响，应充分做好政策准备。白川方明指出了两类极端情形的应对思路，认为形成共识和政策响应的速度至关重要：

　　一方面，资产泡沫破裂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政策响应的速度。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采取先发制人式的举措都是困难的，因此能否快速形成合理的共识也是成功应对资产泡沫破裂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必须区分温和通缩与急剧通缩的情形。后一情形必须极力避免，而成功阻止金融系统的坍塌可避免急剧通缩的发生，这也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快速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白川方明认为，中国具备这一条件。

　　最后，基于结构性问题的判断，可考虑增加人口因素在政策制定中的权重：

　　一是针对人口变化建立适应性的战略。需要调整社会和经济结构使之更好地适应人口的变化，重中之重是让养老金系统更加可持续。如果没有实现这一点，财政赤字将持续攀升。同时，提高生产效率也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到技术本身的发展，更涉及到如何充分运用技术的成果。譬如在人口缩减和老龄化背景下，无人驾驶技术能够很好地解决相应的社会需求。但是这项技术的普及也建立在人们对现有安全驾驶技术的信心的基础上。

　　二是应从社会层面找到解决人口下降的药方。白川方明认为，人口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如果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很难彻底解决包括低生育率在内的人口问题。以日本为例，养育孩子的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女性因结束职业生涯而放弃的收入；此外，日本的产假不是很长。这些都降低了年轻夫妇，特别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并最终降低劳动供给。因此，如何营造适宜的社会氛围，帮助年轻夫妇提升生育意愿至关重要。

　　古德哈特也表示，提高生育率难有万全之策。一个可能的建议是，如果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可以考虑为他们提供更多继续工作的机会，对于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群体，特别是失能老人，需要给他们提供救助。这些社会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执笔人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杨悦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