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钱斌认为，新技术给金融业带来颠覆性变化。

　　一是5G技术。5G技术重构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连，并且创造了海量的应用场景，拓宽了金融应用的服务边界。

　　二是隐私计算。隐私计算为数据不出行、不出境、不泄露但是可以实现交换、流通、共享提供了基础。

　　三是云计算。云计算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具备按需部署、动态扩展、高可用性和高灵活性的特点，在效率上实现了数量级提升，为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四是人工智能。正是因为以上三种通用能力的巨大改变，人工智能才真正走向前台。他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将从体力劳动的替代走向脑力劳动的协同，或者说人机协同转型，未来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更多做一些创造性工作。

　　阿里云互联网和新金融行业总裁刘伟光认为，前沿科技极大地提高了金融行业的效率。

　　一是分布式架构、云架构等技术提升了大规模并行交易的能力，可以非常强有力地支撑普惠金融业务，为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些能力的诞生，会让未来的金融行业既具有金融级的高可用、数据一致性、安全、稳定的特征，同时具备互联网行业特有的系统高并发能力、高吞吐能力、云原生架构、分布式能力，打造未来金融级的云原生架构。

　　二是离线业务和在线业务的混合部署，可以大幅提高机器效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法律总顾问刘岩指出，金融创新具有增加竞争、降低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等诸多好处，但这些好处实际上也可能变成风险。

　　一是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或服务，可能不适用现有的法律框架。首先，新的产品或服务可能不符合当前的分类，因此不在现行监管的范围之内。其次，监管的权力可能过于狭隘，不足以覆盖新的和不断发展的数字市场。例如，代币可以执行证券的功能，但它们不适合当前的证券定义。同时，金融创新使跨境交易变得更加容易，但监管通常仅限于当地。

　　二是需要确定问题由谁真正负责。在传统技术下，是由受监管的实体来负责，但在一个完全分散和自动化的系统中，谁来真正负责是一个问题。例如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越来越复杂，预测、证明或解释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者创造了一个“黑匣子”。但在法律上，我们确实需要确保使用操作系统的实体或个人对其行为负责。

　　三是金融创新使得反洗钱及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更加困难。技术提速和全球影响使得监管很难追踪和破坏洗钱计划。特别是在跨国背景下，加上匿名性，监管就更难知道这些活动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

　　钱斌认为，运用新技术时要保持理性思维，平衡发展与安全。

　　一是金融创新必须坚持科技向善的商业伦理。以金融为民、服务实体为根本遵循，避免出现算法歧视等伦理问题。在人工智能运用过程中，要建立有效的管控机制和应急策略。

　　二是强化数据治理，关注数据安全。要高度关注数据治理、规范数据标准；要防范伪数据、小数据和数据标注质量带来的信息茧房、信息误导等问题，确保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三是关注云基础设施安全。与传统的集中式平台相比，分布式云平台安全管理复杂度高，如果访问控制和隔离措施不到位，将面临跨租户攻击、虚拟化技术漏洞等风险。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索芬杜·莫汉蒂（Sopnendu MOHANTY）认为，第一，前沿技术应更关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以此来解决包容性问题，包括社会、金融和经济的包容性，这是仅靠AI和区块链等技术不能解决的。

　　一是社会的包容性。这需要一个世界级的数字身份系统，作为每个数字经济的基础。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数字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是在全球范围内可互操作的。目前还有很多人出于对技术的不信任，没有纳入系统之中，这是未来技术需要改进的方向。

　　二是金融的包容性。这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获得数字身份，并以此作为开立数字账户或银行账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资金是否可以以便捷的方式转移。这样一个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可以联通国内市场，还可以与全球市场进行连接。比如新加坡和泰国的技术平台互联互通，新加坡的移民工人可以通过技术平台向泰国汇款，成本很低并且能够立即汇款到对方的账户。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国内市场的金融包容性，也可以促进全球的金融包容。

　　三是经济的包容性。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市场。在这里，一个小买家或卖家都可以连接到网络上，并可以进入全球经济市场。

　　第二，前沿技术的发展应满足消费者“去中介化”的预期。消费者的预期是，在未来的几年中，会变成web3.0的世界，金融系统能够在中介最少的情况下运行，实现点对点的交易。目前消费者进行资产转移时，其实是两笔交易，一笔是使用支付系统进行支付价值的转移，一笔是通过中介系统进行所有权的转移。在新的概念下，通过智能合约、资产的代币化等技术，价值和产权的转移可以一次性完成，这将是一种完全无摩擦的系统。


　　刘岩认为，金融创新正在改变金融市场，需要更新法律和监管框架，收获科技的益处并降低风险。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不能扼杀创新：

　　第一，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适当和可接受的方法，保持技术中立性。第二，应该给予监管足够的权力范围。第三，需要提高法律的确定性，识别和分类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将影响监管规则的参数确定。第四，需要从法律意义上明确对新技术行为负责的主体。第五，需要强有力且一致的国际监管合作。

　　莫汉蒂指出，需要加强技术对数据的保护：

　　第一，需要明确数据是什么。数据可以从四个方面定义，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怎么做。所有数据都要以集群的方式收集，以最负责任的方式进行验证和传输，因此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来创建数据、传输数据和保护数据。

　　第二，让“公平”、“道德”、“问责”和“透明”原则成为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如果这些原则被人工智能技术吸收，那么未来人工智能就可以以对话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服务。

　　钱斌建议，在数字化背景下，要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转型：一是推动思维变革。数字化转型是思维、理念、认知变革的总集成。二是推动机制变革。加强相适配的数字文化、组织架构、资源投入、考核激励、管理工具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监管政策也可以给予更多包容和沙盒机制。三是推动人才变革。培养攻坚克难的全栈技术专家、业技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打造数字化思维的管理型队伍。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执笔人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