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除中国外，一些欧洲国家也将在未来一至两周内陆续宣布解除封禁、重启经济。但有专家指出，虽然目前一些国家疫情趋稳，但若急于解封，在疫情跨季传播的可能之下，或爆发新一轮疫情。

　　更有专家表示，在疫苗和治疗方案出现之前，人类将与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今明两年难以消散，甚至将持续至2022年。

　　从应对政策来看，许多经济体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一阶段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财政纾困措施，及时稳定金融市场，有力保障中小企业的基本生存，以及就业、民生等需求，与会专家对此持积极评价。

　　第二阶段主要矛盾将从供给冲击转向需求冲击，尤其是外需骤降。前期供应链中断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在短期难以复原，恢复期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各国在该阶段将启动更积极的刺激政策，相较第一阶段也将耗费更多资金。

　　专家指出，疫情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国央行大幅扩表后面临的各部门债务激增、通货膨胀飙升、汇率体系失衡、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具体来看，大量对冲资产负债表风险暴露的操作将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带来货币危机和通胀飙升的风险。大规模财政需求也将带来货币政策领域的财政支配现象和赤字货币化风险。

　　此外，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或诱发流动性陷阱问题，储蓄难以流向最有生产力的投资而将保持高度流动性，对实体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有专家指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或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隐患，发达国家也将因此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疫情反输入、移民压力、出口暴跌、供应链断裂和债务违约等。此外，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或将呈抬头趋势。


　　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区域多边和双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迅速展开，内容主要围绕债务延期和金融援助等方面。


　　在全球层面，二十国集团同意从5月初至今年年底，允许最贫穷国家延期偿付高达140亿的美元债务；IMF随时准备调动其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来满足紧急需求，并将各类紧急基金的使用量增加了1倍；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已宣布提供2200多亿美元的金融援助。

　　在区域层面，欧洲稳定机制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已分别准备4000亿欧元和24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用以援助。

　　在双边层面，各国在二十国集团及其他框架下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人民银行已与11家G20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以及G20外其他19个经济体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然而，全球金融合作瓶颈也日趋凸显。

　　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财政需求远大于现有财政空间，多边金融支持不足以填补这一缺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调整过来，又面临疫情的冲击，财政空间非常有限。

　　而二十国集团除了暂停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之外，没有采取行动为抗击疫情增加更多的资源，也没有为多边发展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只是重新安排了现有资金池。

　　此外，IMF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潜在资金缺口凸显，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现有资源远远不足。

　　另一方面，以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难以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虽然美联储已通过与其它央行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网络，但这些信贷额度有限且具有临时性，机制的实施没有保障，更难应对所有危机情形。

　　此外，美联储法定职责的国内导向使其很少关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危机发生时，发展中国家不仅遭受国际资本撤出压力，还将面临美元升值带来的外债违约风险。

　　同时，美国政府往往出于内政外交目的滥用美元特权，进一步削弱全球货币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

　　与会专家表示，相较于企业、医疗机构等民间合作的积极有效，官方合作缺乏及时、充分的协调，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际领导力缺位，国家之间合作信任基础不足。

　　一方面，美国领导全球治理的积极性显著下降，与其国内经济衰退、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抬头等因素有关。11月大选将成为美国下阶段国际参与的重要变量。若拜登当选，将在国际事务上比特朗普总统更有作为。但即使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领导能力和意愿将不复以往。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前美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双方若要形成建设性的关系，并实质性地推动国际合作，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全球性和复杂性，下阶段，国际社会应加强医疗合作，重点关注新兴经济体疫情防控、债务可持续等问题。

　　第一，公共卫生合作必须在国际政策协调上占优先级。目前，国际社会在医疗领域亟需更大程度的合作，尤其在促进信息交换，加强医疗物资的生产供应、跨国流动和公平分配，以及开展治疗方案和疫苗研究等方面。目前，各国民间和研究机构之间已展开部分合作，亟需在官方合作层面有更加积极的进展。

　　第二，加快恢复全球贸易物流体系，尤应优先保障医疗物资的正常运输。病毒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迫暂停航班、海运和陆路运输，60多个司法管辖区限制了医疗用品的出口，一些地区还禁止从疫情严重地区进口原材料。国际社会亟需采取联合行动，促进贸易和物流的正常化，尤其应尽快恢复医疗用品及相关物资的运输。

　　第三，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关于债务延期和金融援助的支持力度。二十国集团债务延期倡议具有重要意义，还需要将多边开发银行、私人债权人等更多利益相关方纳入倡议。作为主要债权方，多边开发银行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主要债权方的平等地位，促进主要债权国之间形成协同效应。但需要认识到，债务延期是灾难救助计划，不是债务重组计划，仍需密切关注相关国家后续偿债能力。

　　针对全球流动性资源不足的情况，专家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特别提款权（SDR）份额分配。对于大量持有美元债务的新兴经济体，新增SDR分配将有效改善储备状况、缓解偿债压力，及时稳定市场情绪。没有紧急需求的国家也可以考虑使用新分配的SDR支持低收入国家遏制病毒。

　　第二，鉴于全球七大区域金融安排的潜在贷款能力甚至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必要加强相关资源的协调和统筹。

　　第三，国际社会应更加高效地利用国际流动资产，共同管理包括流动美元工具在内的储备货币供需调节。

　　第四，建立更加稳定的汇率制度。考虑到当前全球货币框架下，主要货币国服务于国内政策目标，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溢影响。当前亟需探索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制度约束。具体可考虑将主要货币锚住一篮子货币，或与一系列基本原材料价格挂钩；对全球汇率体系建立恰当的多边监督机制；对称性地改善和调节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等。


　　鉴于第二阶段主要矛盾为需求冲击，我国亟需启动更积极的刺激方案，加强民生和就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

　　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加强主动性和精准度。鉴于当前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尚处低位，可考虑给予实际需求，适当提高预算赤字占GDP比重。

　　此外，考虑将短期刺激与体制改革、结构性改革目标结合起来。譬如中央和地方专项债务发行可结合养老、医疗、防疫等制度改革；通过对中小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增强中小银行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和服务能力；支持设立金融担保基金和特殊目的公司，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

　　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灵活适度，强调就业目标。当前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应从通货膨胀转向就业稳定，完善就业统计，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就业。

　　疫情爆发后，部分企业利用大量低门槛、低成本资金购买资管产品，下阶段需要更有针对性地阻止寻租和道德风险，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重点领域和部门，尽可能规避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

　　此外，需关注银行部门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货币当局应确保银行正常借贷，而非通过放松监管要求释放流动性。

　　关注企业在特殊时期的生产经营困境，疏通退出渠道。鉴于境内外疫情发展仍存极大不确定性，即使融资工具充足，若出口订单取消和供应链中断局面短期难有改善，企业也不敢借贷投资。下阶段宏观政策需要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和增长目标协调一致。

　　若企业因疫情导致债务违约甚至破产时，一是尽可能简化破产程序，并避免给企业持有者留下信誉污点；二是资产质量和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及时介入，特别是航空产业等，通过共同持股等形式对企业进一步提供流动性；三是避免市场出现掠夺性并购的情形。


本文系CF40要报，执笔人为CF40青年研究员杨悦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