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朱　隽　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4月

推荐语：

　　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有两个论断要明确，一是要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二是不能搞运动式“减碳”。“绿色金融”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包括碳减排和防治污染这两大部分，因此《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将绿色金融作为统领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概念，并提出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原则，是比较适宜的。另外，书中内容侧重于国际比较，对绿色金融的国际倡议与协调做了深入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性。

——肖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目前关于金融部门支持低碳转型工作的文献已有不少，但像《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这样全面深入介绍国际情况的研究还是不多。书中提出，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哪些经济金融活动是绿色的，即标准问题；二是如何获取绿色金融的信息，即信息披露问题；三是如何评估绿色金融发展不到位不充分的风险，即压力测试的问题。朱隽董事长的这份研究报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几个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时刻，结合国际经验研究好、解决好这些问题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杨凯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近年来不同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能源短缺，这是对全球低碳转型的一次检验，检验低碳转型的理念、假设、模式是否正确；也是一次考验，考验新旧能源转型结构中相关体制、政策、安排能否经受得起冲击，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危机扼杀在摇篮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认真总结和反思，以便在今后的低碳转型道路上走得更顺利。《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国际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理论研究、运作模式及先进经验，对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低碳转型工作以及双碳目标实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李克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作者简介：

　　朱隽，现任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93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任职于政策研究室、办公厅和国际司。长期从事金融业开放、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国际金融合作与规则制定、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等相关工作。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

内容简介：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也是当前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此背景下，本书以绿色金融为统领，从推动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宏观框架出发，梳理了相关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就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提出了六个观点：第一，绿色低碳转型要控制好转型风险；第二，碳市场能在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三，金融可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支持；第四，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可发挥引领作用；第五，发展绿色金融要做好标准设立、信息披露和压力测试三项基础工作；第六，市场应在绿色金融中发挥主导作用。

　　本书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成果。

目录

代引言一双碳目标约束下的最优化模型和最优解

代引言二能源短缺是低碳转型中的重要挑战

前言

第一章 低碳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二章碳定价政策：碳税及其作用

第三章碳定价政策：碳市场及其作用

第四章贸易政策：碳边境调节税及其作用

第五章金融支持低碳转型：概念比较

第六章绿色金融的国际倡议与协调

第七章中央银行及监管当局的作用与争论

第八章绿色金融三大基础之一：绿色金融标准的实践与发展

第九章绿色金融三大基础之二：气候信息披露的作用与实践

第十章绿色金融三大基础之三：气候压力测试的作用与实践

第十一章绿色金融实践之一：多边开发机构

第十二章绿色金融实践之二：各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十三章绿色金融实践之三：“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

参考文献

附录英文缩写词汇表

后记

代引言一

双碳目标约束下的最优化模型和最优解

周小川

　　“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一课题报告我看了当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我总体感觉，报告做得很好很充实，覆盖面广，不仅涉及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方方面面，还详细介绍了国际上的研究与实践。

碳价：宏观、微观、市场建设和信息的连接点

　　总的来说，可以将报告内容划分为四个方面：宏观方面（包括宏观影响、政策应对等）、微观方面、市场建设方面和信息方面（包括信息披露要求、相关标准、压力测试等）。至于如何把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零碎的板块，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我认为碳价是一个连接点，可以使这四个方面真正形成系统工程。

　　为什么说碳价，也就是碳排放价格，具有连接四个领域的作用呢？

　　首先，确定碳排放价格实际上是想寻求一个最优解。如果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每年都设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那么基于这些控制目标会形成一个碳排放价格，它既能激励减碳行为，又是对排碳行为的惩罚，或者说是排碳行为的代价，而且这个最优解是动态的，反映了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再到2060年的减排最优路径。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优化问题，最后求得的最优解也能够确定和反映年度碳配额总量。

　　具体而言，无论是惩罚排碳行为还是激励减碳行为，究竟什么样的奖惩措施是最优的？这在理论上是存在一个最优解的。为了得到这一最优解，我们应该构建一个最优化模型，即在年度碳配额的约束下应如何最大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者，应如何用最小的GDP代价来实现年度碳配额？当然这一最优解不仅包含2021年的最优解，还应该包括未来若干年的最优解。

　　其次，在年度碳配额总量确定以后，碳排放价格还能在具体的投资场景中发挥优化配置的作用。绿色金融在10多年以前被称为气候变化融资，当时国内一些人对其是坚决抵制的。绿色金融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也就是说怎样配置资源才既能顺利地实现年度碳排放目标，又能通过投资帮助实现未来若干年的动态目标。因此，绿色金融首要的是制定激励机制（当然它还涉及绿色意识、风险控制等问题），碳排放价格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次，厘清这些概念和理论就能够得知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决定碳配额的定价，从而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寻求最优解。这实际上和一般均衡理论或最优化模型中市场机制实现最优解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这种市场机制应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重要的排放和减排经济活动，也就要求必须做好基础工作，使基础数据能够反映主要经济活动。对于那些排放很少或减排力度很小的经济活动，不排除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或简化，毕竟它们几乎对整体排放活动影响不大，不能忽视大型的排放和减排项目，因为它们关系到市场的功能建设和最优解的确定。在这当中，碳价格是宏观、微观、市场建设和信息四个方面的连接点，应该把各个环节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最后，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考虑，要实现动态优化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方面，信息要充分、准确。这涉及信息收集、标准制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的完备性。另一方面，模型假设要合理。所有数学模型都需要相关的假设，但只有合理的假设才具有实践意义。此外，优化的目标要清晰。如果目标不清晰，最终就得不到最优解，或者即使得到了最优解，那个最优解也是模糊的。

　　人们对动态优化还有许多其他的讨论。其实，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30·60”双碳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其动态路径就已经基本上勾画出来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详尽优化来平衡“30·60”双碳目标和经济代价，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保持GDP代价最小化。因此，事情并非像有些人士批评减碳热情时所说的推动减碳而完全不顾生产方和GDP的损失会造成经济严重下滑。值得争议的问题反而应该是，人们是否以及如何能说明现行及想要出台的政策组合是值得信赖的优化选择？

最优政策应当基于理论模型的最优解

　　许多人都关注双碳目标，但对于寻求最优解的具体措施却众说纷纭。仔细观察发现，许多讨论往往都是在文字层面上寻找最优解和最优政策的。

　　我个人理解，最优解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长期的动态最优解，即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最优动态路径；另一个是近期如何优化奖惩机制以实现长期目标，即在中短期内，给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三四年的时间范围，通过最优化奖惩激励来实现当期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顺利建成了最优化模型，即在碳配额的限制下追求GDP的最大化，这种模型应该能够给出碳配额的一个影子价格；如果我们在实践中采取该影子价格，就在理论上实现了最优配置，因为影子价格体现的就是最优化奖惩机制。放眼未来，它也反映了最优的投资策略，即投资到何种程度既能达成目标又最合算。反之，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偏离了碳配额的影子价格，也就等同于在理论上偏离了最优选择和最优路径。

　　这种最优解，我个人以为是很难用文字定性地予以准确描述、论证的，因为它终究是一个定量问题，应该用定量的方法解决，并且其解决方法在数学上已经很成熟，具有可行性。因此，当前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讨论碳定价，都不应该人为地拍脑袋定价格，而应从最优化模型出发，从碳配额总量价格出发来推出有关行业的任务和资源配置，需要严谨地证明该价格是最优选择。

　　在此基础上，结合理论模型来看相应的政策选择，就很好理解了。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措施，碳税加上非碳税成本（主要是碳市场价格），两者之和应等于碳配额的影子价格。碳税可能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所有碳税收入应该用于减碳或实现零碳的各项经济活动，包括投资等。

　　此外，还可以从数学模型的角度来考虑这些措施的具体结合方式，奖惩机制包括对减碳的激励和对排碳的惩罚，两者在模型中应该表示为同一个变量，只是正负号相反。因此，奖惩的绝对值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是两个数值，要想把碳税和碳市场价格拼接起来合用，就应该考虑两者的内在统一性。

　　总之，目前很多人通过文字层面的定性讨论追求最优解、寻找最优路径和争论最优政策，但如果这些讨论不使用数学模型的定量表达，就会引发争议，最基本的问题是无法说明某一策略相较另一策略是更优的，也说不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在模型里是非常简明清晰的，只是用定性文字难以描述出来而已。因此，应该把双碳目标这个系统工程建立在系统性理解的基础之上。

金融促进碳市场建设

　　最后再谈谈金融领域的政策协调，这也是避不开的。课题组在报告中就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这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促进碳市场的建设，使碳市场在功能上能够寻找最优影子价格，同时在政策实践中向这一最优影子价格靠拢。

　　当然，除此之外，其他辅助措施也是有效的，包括道德（觉悟）方面、监管方面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措施，这些补充也都有益无害。实际上，正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还不太敢向最优影子价格靠拢，奖惩措施也不够充分，所以寄希望于多补充一些辅助措施来完善市场功能。假如明确了碳排放价格的最优化，并且在实践中尽量去落实这一最优价格，那么价格将作为最主要的一项工具，很多目标就可以借此依靠市场机制予以实现。

　　总之，“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课题已经有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产出，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课题，是关于“30·60”双碳目标的一项中长期议题，还需要更多的人持续研究、深入探索、不断优化，提出更加精准的、可行的政策建议，帮助人们理解、制定和评估政策，并把成果落实到实践中去，为中国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代引言二

能源短缺是低碳转型中的重要挑战

李克平

　　本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国际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理论研究、运作模式及先进经验，对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低碳转型、双碳目标的实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能源短缺是低碳转型中的重要挑战

　　在国际理论研究和模式分析中，低碳转型风险的基本聚焦点是绿色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对传统高碳行业和传统能源的冲击。很少有研究分析低碳转型过程中能源整体会遇到的挑战。

　　当前的国际形势给了我们提醒。2021年全球不同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能源短缺，甚至有人担心出现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我认为，本次能源短缺是对全球低碳转型的一次检验，检验原来低碳转型的理念、假设、模式是否正确；也是一次考验，考验在新旧能源转型结构中、在能源短缺冲击下、在能源生产过程中，相关体制、政策、安排能否经受得住冲击，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解决短缺问题，把危机扼杀在摇篮中；此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认真进行总结和反思，以便在今后的低碳转型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本次能源短缺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低碳转型和本次能源短缺有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低碳转型是能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要关注低碳转型的相关安排和内部特性会对能源短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此，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全球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低估了新旧能源结构过渡、替代、衔接的风险。相关理论、模式、实践主要关注三方面内容：一是如何减排、减碳、去碳，如何实现零碳；二是如何更快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成本降低，才能用新能源彻底替代传统能源；三是鉴于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性，必须建立有效的政策、体制和机制体系，以便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但需要长时间才能实现。

　　为什么说新旧能源结构的衔接和转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为目前的制度安排暗含着一种假设，即一手做减排，一手做新技术，以创新推动新能源发展，认为新旧能源结构在替代过程中可以实现无缝衔接，所以不必过于担忧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供应问题。但本次能源短缺告诉我们，这种暗含的假设、美好的期望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不可忽视。因为能源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像中国这种大型经济体，一旦能源整体发生问题，其影响程度和解决难度都要远高于小国。对于传统能源占比很高的经济体而言，能源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全球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能源短缺问题，这是可持续、平稳转型的重要支点。

　　第二，现有思维方式需要调整，当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动员各方力量、号召全社会为人类的未来负责任地开展行动时，必须要做更多的分析和比较，以此达成共识。而一旦确定了共识和方向，就要更多以务实理性的方式来关注具体问题。比如，中国很多报告在分析低碳转型中的行为、政策和问题时，喜欢使用两分法，认为一项措施短期内可能是负面效应，长期内是正面效应，然后总结时就把正面和负面效应进行对冲，得出“总体上利大于弊”的结论。这种思维方式在动员阶段是可以的，然而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就必须要改变。要切实分析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或缓解问题。理论模型可以对冲正负面影响，但现实中的所有负面问题都不会因为未来的收益和好处而被对冲掉，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必须面对和解决当前的问题。

　　第三，2021年“新能源稳定性差”的检验结果略超预期。原来电力行业的观点是，新能源在品质、质量等物理角度存在瑕疵；但2021年发现，新能源的稳定性比预想的要更差，波动性更大，这远超预期。新能源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际面对气候异常时却更具有脆弱性，风电、光电、水电在气候异常时都显示出比传统能源更大的波动性，这也是今年全球能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动态来看，在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新能源的波动性会更大，这是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发展新能源储能技术。目前来看，储能技术要取得突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时间。因此，新能源缺乏自身的调节工具，必须依靠传统能源来弥补新能源波动时的缺口。

　　第四，要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传统能源最终要被淘汰。但在长期转型过程中，我们要有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在低碳的约束条件下保证新旧能源结构的平稳转换。传统能源不是退得越早、越快就越好的，它和新能源实际上是互相替代、此消彼长的。诚然，能源要“先立后破”，在传统能源退出前，应该先有新能源作为补充，否则会出现能源供给缺口，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要更加复杂。

传统能源退出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

　　传统能源企业有以下几种退出渠道。

　　第一种是最理想的，即通过新技术的突破来降低成本，新能源通过自身的技术成本优势和低碳优势，完全挤出传统能源。目前来看，新技术的突破还在进行中，速度时快时慢。

　　第二种是通过政府补贴和扶持，改变市场竞争关系，挤出传统能源，促进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目前来看，传统能源企业退出市场和政府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之间具有相关性。

　　第三种是行政干预。行政干预并非简单的一纸命令，而是通过行政法规、措施、标准等方式，对传统高碳行业形成压力，抬高其成本，让企业知难而退。

　　第四种是通过资本市场让传统能源企业退出。目前资本市场上已有企业和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资本开始更集中地退出高碳行业，这是预期所产生的市场效应。

　　在新能源没有“立”住时，传统能源不能退出，应该怎么退出？市场是不存在“先立后退”的。市场投资虽有波动，但可能是传统能源企业退出的正确方向。政府干预真正能调控的空间，一是通过相关标准和约束条件，推动市场向长期有利的方向转化，实现平稳过渡；二是政府对低碳行业进行补贴时，要把握好力度和进度，帮助低碳行业替代、战胜传统行业。这也是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

　　依靠市场力量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旧能源的长期供给弹性不同。对于新能源行业，市场发生缺口时，价格上升，资本会跟进；但对于传统能源行业，价格上升时，长期投资者仍会持谨慎态度。因此，即使有市场价格信号，短期内库存清空，但从长期来看，资本对产业格局的反应仍是不同的。这可以作为低碳转型过程中解决能源供给缺口的重要驱动力。政策制定者、投资者要把握好这些方面，对能源短缺做出充分的应对。

前言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本书聚焦金融领域，就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进行系统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观点。

　　第一，绿色低碳转型要控制好转型风险。本书在第一章总论中分析了绿色低碳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一些高排放企业和行业如果短期内压力过大，容易引发经济波动，不利于绿色转型。因此，要控制好转型风险，实现平稳过渡。

　　第二，碳市场能在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本书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讨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第二章重点关注碳税政策，第三章重点关注碳排放权交易，第四章重点关注贸易政策。碳市场通过市场价格激发减排的内在动力，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要持续发展碳市场，完善碳定价机制。

　　第三，金融可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支持。本书在第五章对金融支持低碳转型的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提出以绿色金融的概念统领本书所讨论的金融支持低碳转型议题。第七章对当前中央银行及监管当局的作用与争论进行了梳理。尽管国际社会对金融在碳定价中的作用、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等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监管当局已经走在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四，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可发挥引领作用。我们在第六章介绍了绿色金融的国际倡议与协调。从2016年中国首次提出将绿色金融纳入二十国集团（G20）议程以来，国际组织积极行动，绿色金融相关的国际平台和合作机制不断涌现。我国是绿色金融领域的先行者，应发挥先发优势和引领作用，积极引导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第五，发展绿色金融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哪些经济金融活动是绿色的，即标准问题；二是如何获取绿色金融的信息，即信息披露问题；三是如何评估绿色金融发展不到位不充分的风险，即压力测试的问题。本书在第八章至第十章依次讨论这些问题并提出建议。

　　第六，市场应在绿色金融中发挥主导作用。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是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践，探究了多边开发机构、各主要国家绿色金融市场及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实践。从这些实践来看，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可通过支持政策，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后记

　　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步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国际社会普遍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到2021年底，已有130多个国家宣布了21世纪中期达成碳中和的目标。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UNFCCC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接近200个国家签署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我国也基于自身发展考量，顺应国际趋势，积极应对气候问题，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020年，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又在2021年进一步做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庄严承诺，彰显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决心，也汇聚起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此背景下，各方普遍认识到，金融可以对绿色转型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恰当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将资源配置到绿色产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设计得当的金融产品有助于管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可以更好地助力绿色产业健康发展。

　　随着金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各方共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合作平台和机制不断涌现。国际上，G20制定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为中期内引导国际市场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指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也已行动起来，多项倡议取得积极进展。在国内，金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已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相关金融产品和市场也正迅猛发展，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本书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成果。本书编写组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对金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政策框架及实践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分析，以期将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更全面地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书编写组的组长为朱隽，成员包括艾明、滕锐、徐昕、白雪飞、戚雅林和傅秋子。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刘烨、马辉、蔡晓莉、胡小璠和刘展江为相关章节提供了材料，王红波、刘璟、姜志霄、王正昌和卢诵典也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金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和实践仍处于快速更新的过程中，尽管本书对国际国内情况的梳理和分析力求完善，但难免有一些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路漫漫其修远兮，金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我们期待在这一伟大征程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