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难返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新走向

钟伟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9月出版

本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争议及问题

第一节 危机前后对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争议与修正
第二节 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周期波动
第三节 风险度量模型的缺陷与修正
第四节 流动性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 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近进展及其影响

第一节 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框架的再定义和新要求
第二节 新协议对系统风险的高度关注和杠杆限制
第三节 强化流动性监管的框架和要求
第四节 巴塞尔协议Ⅲ主要规则的过渡期安排
第五节 巴塞尔协议Ⅲ对全球金融监管的初步影响

第三章 沃尔克规则和自营业务监管进展

第一节 证券化与金融机构的高杠杆
第二节“发起-配售”证券化与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
第三节 巴塞尔协议Ⅲ对证券化的补充指引
第四节 沃尔克规则加强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监管

第四章 影子银行系统的现状及金融监管综述

第一节 影子银行的运行现状及其总体规模
第二节 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集聚及其对监管的冲击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努力及发展方向

第五章 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助方式的演进

第一节 次贷危机救助方式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央行传统的危机救助及建设性模棱两可
第三节 金融救助的新近进展
第四节 金融监管是否存在“最佳救助模式”

第六章 中央银行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分析

第一节 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节 危机时期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第三节  建立货币政策的危机工具箱

第七章 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
第一节 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及其缺陷
第二节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及其改革
第三节 危机后的监管改革实践
第四节 审慎监管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八章 系统性风险与大则不倒的救助手段

第一节 金融联系、系统性风险与银行危机
第二节 “大则不倒”的救助政策
第三节 “大则不倒”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四节 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措施

第九章  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新近进展

第一节 主权债重组的两种困境
第二节 主权债重组的博弈分析
第三节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主权债务危机
第四节 关注国际主权债务重组问题

第十章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新近进展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与美元化
第二节 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冲击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第四节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一次探索

附录1 后危机时代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反思

第一节 次贷危机前的有效市场理论——质疑中发展
第二节 后危机时代的有效市场理论
第三节 有效市场理论研究的启示

附录2 监管改革的新近方案详述

第一节 金融监管范围扩大化
第二节 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新认识
第三节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危机的反思


 

作者介绍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北师大和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在同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银行业转轨和人民币问题，著有《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关注贫困：国际发展融资机制研究》等。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0篇，主持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TCC项目、财政部等研究课题20余项。

　　谢婷，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巴塞尔协议和财政金融综合问题，在《国际金融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世界银行和财政部技术眼珠项目多项。 

自 序

　　每一次危机的发作都是相似的，但在成因上却又各不相同。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反思：金融危机是人性中不可克服的缺陷所导致的吗？通胀本质上是否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面对危机货币政策已无能为力了吗？全球范围内强化监管是主流趋势吗？资产泡沫的生成机制究竟是什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的长期增长构成了怎样的影响？

　　本着这样的困惑和思考，我们整理了次贷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些新近进展，大致设想如下。

　　第一部分覆盖金融监管，尤其是巴塞尔协议、沃尔克规则和影子银行系统。第二部分覆盖货币政策，尤其是政府救助、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第三部分覆盖宏观金融，尤其是全球金融新秩序和主权债务重组问题。

　　在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侧重讨论了巴塞尔协议。在我们看来，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协议的修改，不仅改变了巴塞尔协议Ⅱ的三大支柱，三大风险框架中，对复杂的内部模型法的偏好，甚至和巴塞尔Ⅰ相比也有明显的妥协。新近的巴塞尔协议最典型的变化在于：1、大大简化了资本结构，突出了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重要性，限制了非股非债的混合工具的运用。这实质就是让积极股东最终承担责任；2、显著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包括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要求，这实质上就是制约银行的财务表现以增稳健性；3、通过引入杠杆率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对金融系统中的重点风险暴露部位改善监管，这实质上就是防范“大则不倒“问题损害金融体系。

　　这些改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谨慎地看待上述改变。尽管人们意识到了改善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的重要性，但监管当局真的有能力辨识陷入困境的问题银行，遭遇的究竟是流动性困难，还是资本枯竭的困难？问题银行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遭遇的仅仅是流动性困难的样子，来迷惑和示好监管当局，以获得流动性注入。尽管人们意识到了强化银子银行系统监管的重要性，但当对商业银行体系的监管日益苛严时，是否会导致人们对影子银行系统兴趣反而日益浓厚？我们又如何才能将庞杂的影子银行系统这头可能出问题的“巨兽”装进监管的“笼子”而又不扼杀其创新活力？我们甚至对如何打造这样的“笼子”仍在争论不休。尽管人们意识到了沃尔克规则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对银行系统的自营业务，和以金融机构为交易对手方的交易进行某种限制，但即便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沃尔克规则也是以大大弱化了的姿态而出现的。种种好的监管设想，未必能收获好的监管效果。在金融危机中，人们每一次都对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动摇和怀疑，对政府则寄托了更多的期望甚至幻想，在历史长河中，政府从来都没有显示其相对于市场机制更高明，更无缺陷。

　　在和货币政策改革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侧重讨论了货币政策工具。在我们看来，在过去40年全球货币政策操作不断唯美联储马首是瞻，可谓得失参半。在次贷危机最严峻的2008 年10 月28-29 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会后纪录中这样表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金融体系的混乱使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的效果尽失，即使有后续的货币政策行动，对提升经济增长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货币政策调控中最为重要的美联储充满无力感？1、广义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工具，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以及数量和价格工具之外的其他非传统工具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可用的政策工具日渐减少。2、关于数量工具的放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联储认为，金融创新使得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界限日渐模糊、货币乘数和流通速度也较难预测，在当时经济滞胀的背景下，数量型调控工具逐步被弃用。其他国家的央行也陆续效仿。3、关于价格型工具的逐步放弃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显示，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联储就不再负担对美国中长期国债的价格支持义务，这似乎意味着美联储放弃了中长期利率的调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也最终导致各国央行纷纷放弃对汇率的调控，甚至对外汇市场偶尔的干预操作也小心翼翼，到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事实上能够掌控的价格型工具，就只剩下了对联邦基金利率和隔夜拆解利率为基础的短期利率调控这一项政策工具。4、其他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关注胀膨胀预期、关注资产价格等，尽管再学术界得到广泛讨论，但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几乎遁迹了。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货币当局几乎是在“赤手空拳”的状态下，应对金融危机的，其唯一常规工具仅剩短期利率这一项。

　　货币当局在金融危机后，其调控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们不难观察到央行的责任更为重大了，其必须通过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和危机救助，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其必须对“大则不倒”的银行缜密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其必须接手有毒资产和坏银行，防范风险传染。我们也不难观察的央行的调控手段更为偏离传统，例如持续量化宽松、对法定准备金付息等，危机救助的财政负担大大地被非常规化和货币化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也不断地被强调。危机会否催生央行调控工具的更新，是有待时间考验的事情。

　　在宏观金融改革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侧重讨论了全球金融新秩序以及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新秩序，本身是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讨论至今的老话题，每次危机都让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作出深刻的变革来抵御危机。关于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可能是长达200多年的老话题，只是“国家破产”的主角，戏剧性地从拉美国家换成了发达国家、如同英国《经济学人》在评论本国的债务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和发达国家看起来的富裕样子相比，他们实际上要贫困得多。

　　冬季促使万物重生，危机促使我们反思。全球金融改革的变迁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结合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可能会使我们思考，中国版的巴塞尔Ⅲ是让我们银行体系变得更稳健了，还是强行拉平和欧美等国银行体系的前行步伐？中国式的国际储备飙升和迅捷的货币化进程，是让我们经济增长前景和转型机遇变得更明亮了，还是金融调控风险的宏观化？中国对全球金融经济新秩序的不断呼吁，也让我们反思，在过去30年中国是既存秩序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我们想要向旧体系中加入哪些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内容？

　　危机总是这样，让我们在所有错误的方向和方式一一尝试之后，最终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序。

  
                      　　 
                         201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