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14——CF40-PIIE共论全球经济新常态

陈元 钱颖一 亚当•珀森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本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金融危机五年后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可轻言经济长期停滞
美国提升出口的策略选择
中美双边投资的机遇及展望
自然资源投资和管理的改革路径

第二章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结构性因素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
稳增长的必要性
改革和重构之下的中国经济
从资源结构看中国经济转型
国进民退?

第三章 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举措
金融领域改革与海外投资
亚洲、中国与美国金融市场互动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金融转型发展
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对策
G20：如何影响全球金融改革议程
脱离债务：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信贷密度

第四章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

紧货币是否可以降杠杆?
中国经济和资产价格
信贷超货币扩张的风险及应对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
人民币汇率贬值还能走多远?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美联储终止零利率政策

第五章 国际货币体系：回顾与展望

全球化背景下IMF的重要性
未尽的改革：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
世界储备货币的收益／成本率对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的借鉴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纪念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七十周年
IMF七十年：评估与展望

附录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简介

附录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架构与成员名单（2014年）

前言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缓慢复苏的“新常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主要贸易国，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对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2014年7月9—10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随着中美官方对话的持续和不断深入，两国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交流也愈加频繁。

　　2012年以来，为促进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探讨双方共同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成功举办了三次学术交流会。2014年5月17—18日，第三次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也参与到本次交流之中。与会专家围绕金融危机五年后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性、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国际货币体系的回顾与展望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2012年4月，CF40联合PIIE举办了第一届“中美经济学家交流会”，与会的200余位中美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全球经济下中美两国的责任与对策”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后，CF40组织出版了《大碰撞》一书，详实记录和展现了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成果。2013年4月，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交流会”成功举办，会后出版的《大碰撞Ⅱ》一书记录了与会专家就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美贸易投资关系、经济结构发展趋势、财政可持续性、影子银行等问题演讲和讨论的内容。今年，《大碰撞2014》继续记录中美经济学家“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交锋”，且看全球经济新常态下中美两国有哪些新的经济策略。

　　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全球金融危机五年之后，全球经济出现新常态。经济的复苏非常缓慢、脆弱，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全球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就业和增长的关系仍是国际组织亟待解决的命题。其次，在全球经济显露复苏苗头之后，利率水平没有随之上升，这对国际社会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挑战。再次，金融危机爆发已达五年之久，但全球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最后，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美国没能果断承担起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的领导责任。

　　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是全球前两名的经济体，因此，中美经济的特征及其关系，是研究世界经济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重大议题。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关注的焦点仍是政策障碍。美国希望从该协议中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希望中国减少“负面清单”的内容，实现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站式”批准，修改中国反垄断法的部分内容等。中国希望在美国得到实际和法律意义上的最惠国待遇，希望减少国家壁垒和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目前双方已经就一些方面达成共识，但这项协定对双方都是一个考验。

　　自然资源的分配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长期而稳定的增长，这与西方国家对这些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有关。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应当在全球性机构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努力促成更合理的全球自然资源的分配机制。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国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例如国有企业重新崛起。但有美国专家从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在本行业中的垄断、私有企业资金可获得性和危机前后国有私有企业生产率对比四个维度分析，认为“国进民退”现象并不存在，并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有经济持续发展，正成为改革时代经济增长的来源。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呈现新的态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一些因素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的萎缩、环境成本的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深化改革可以对冲部分的结构性下行压力，使得未来的中国避免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除此之外，近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还包括外部的周期性问题，因此中国需要采取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很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也拥有充足的投资资源，如果利用好这些条件，中国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几年中保持7%～8%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充分发挥这种潜力，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以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问题。

　　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市场上充满了反对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的声音，但政府确实需要有所作为，前瞻性地采取烫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否则，一旦错过了“稳增长”的最佳时机，不但会急剧加大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在今后几个季度的风险，而且有可能迫使当局在今后2—3个季度采取更大的刺激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当然，“稳增长”并不等同于“刺激”，其形式也不应该照搬过往的投资大跃进，而是应更多地利用“一箭多雕”的结构调整与全面放松管制的改革开放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与90年代末期相仿，当前的经济增长下滑反而成了倒逼改革的良机。

　　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意识到加强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有效率的金融改革都是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层面上，二十国集团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致力于寻求金融改革与监管方面的全球多边一致性，但是，五年以来，全球金融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制度基础，也没有迹象预示未来全球金融会保持稳定，同时，建立有效的监控全球金融体系的工具的目标也仅仅停留在承诺层面上。在中国，正确的金融改革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中国过去依靠信贷拉动增长的路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更合理地分配信贷资源，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影响力并不会局限在国内，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影响在持续增加。虽然在金融危机时，美国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比中国大，但在非金融危机时，中国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与美国相比，已经不相上下。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

　　在中国，存款准备金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随着近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法定存款准备金不仅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能力，因此亟待进行调整和完善。近期人民银行在增加基础货币的同时加强了对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实际上是在放松货币的同时限制广义信贷的扩张。这可能预示着人民银行以后更多地采用再贷款等方式来放松货币，轻易不会动用全面降准的手段，因为后者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刺激更大。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是资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国的形势而言，房地产市场目前整体仍处于被高估的状态，这和2009—2010年的猛烈货币刺激似乎部分相关，但持续的城市化可能也提供了一些动力。最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的地域分化较为明显，一二线城市价格继续上升，三四线城市供应压力较大。房地产在建面积的消化和高房价合理化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在美国，有专家认为美联储将终止持续了五年的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的终结会造成短期收益率上升，同时出现资金外流。但也有美方专家认为人们高估了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联系，调整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方面效果有限。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最终的推动力量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回顾与展望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之一。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MF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但国际货币合作存在的固有局限性也使得IMF的缺陷暴露无遗。IMF对其主要成员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约束力，因此不能说服这些国家为了全局性目标牺牲本国利益。因此，当某些严重问题出现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货币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元和日元问题——均只能在IMF以外的框架解决，比如通过双边谈判或五国、七国集团。即便如此，IMF开展重大改革的前景依然渺茫。展望未来，这一现实也基本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改变的仅可能是主要成员国的身份。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有望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飞速发展。2013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八大交易货币。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上，世界各主要储备货币的收益/成本率值得借鉴。对于收益/成本比率的估算显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净收益将是大抵中性且略偏正面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人民币有成为核心储备货币的潜力。这样的话，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美元的一种替代货币，而其估值过高或过低所带来的影响将大抵相当。

　　总之，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内部研讨会是迄今为止中美民间智库搭建的最有效对话平台之一。会议讨论为中美双方的决策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中美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建议，也为学术界进行与政策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深层次的启示。